转载:钱强——“直”与“质”的设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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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来依然希望能踏踏实实地教书育人、踏踏实实地做设计,能建成一些高品质的、让人感动的建筑。这不是什么宏大的理想,不过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宏大的理想。
2013.6.17
来源:钱强;原文发布于《室内设计师》 2013年2月总第39期

ID=《室内设计师》
钱=钱强

成长:风起云涌与岿然不动

ID:我们知道您是扬州人,可否谈谈童年、少年时期在这个历史名城的生活?

钱:我在扬州出生、长大。扬州是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城市,从位置上讲属于江北,而在人文特征上则是江南文化与苏北文化的融汇之处,从民居上也能看出来,扬州民居是江南民居和徽派民居的结合。文革时父母下放,我正上小学,就跟着婆婆和公公一起生活在扬州老城的老宅,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瓦白墙和那种非常适合居民生活的城市尺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没人拘管,过得也很随性,跟大孩子们到处去玩。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扬州图书馆周末有各种活动,我就翻墙去听;甚至围观过公审和枪决……对生活百态有了很多体验。这样的经历使我形成了一种习惯——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想去做,没有经历过的就想去体验,到现在也是这样。

ID:这种“放养”的生活看来没有影响您的学业,18岁时您考入东南大学,当时学建筑的初衷是怎样的?

钱:体验生活中的各种新奇并不等于厌学,我觉得我还是蛮自律的。我父亲是那种现在所谓的“工科男”,但同时又很有文艺情怀,对绘画、文史都很精通,这对我也很有影响。记得81年高考的时候录取比例大概10:1,算竞争很激烈了。当年扬州报考建筑学的考生有五名被录取,四名在东大,一名在同济。我那时对于建筑学是怎样的学科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父母早前都在扬州大学的前身扬州工学院(文革前叫做扬州工业专科学校)工民建专业任教,文革中学校被拆分,我父亲去了建设局,母亲去了设计院做建筑师,我耳濡目染接触了很多,所以选择建筑学专业可以说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

ID:您那一届的建筑系后来被人戏称为“大师班”,在当时的您看来,建筑系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有哪些让您至今难忘的人或事?

钱:现在看我们班确实人才济济,60多名同学大多成就斐然,比如前不久刚刚获颁普利茨克建筑奖的王澍。在当年我们班就是一个公认的出色的集体,学术氛围和追求上进的风气极浓。80年代初期我们就已经开始举办各种摄影展、绘画展、文艺演出,参与策划校内多个文化活动和展示,在全校来讲也是很风光的。可以说同学们后来能够有所作为,其基础是在大学时代奠定的。要说当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却是一位并没有直接接触过的人物——童寯先生。我们并没有上过他的课,因为童老年事已高,已经不再代课,但每每经过外文期刊室,总能看见童老端坐的背影,那一道身影中凝聚的严谨、踏实、静心地做学问的态度,给我深深地震撼,至今记忆犹新。这种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韧也代表了东南大学的学风,对我们影响很大。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届做老板的少,专注于设计和治学的比较多,有六分之一的人在大学执教,这些与读书时的浸润还是很有关系的。

ID:81级约有一半都继续读研了,您也是选择继续求学的,那么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怎样的情况?

钱:我读研很大程度上还是那种想要体验新鲜的事情的习惯使然。记得我的毕业设计做的是“新疆天池风景区规划”,就是觉得新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而且那时景观设计也是方兴未艾,非常新鲜;上了天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掀开羊屁股,想知道“鸡毛信”是如何藏的(笑)?而读研我选择了室内设计方向,就是听了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高民权先生的讲座谈到室内设计,那时候室内设计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专业,非常有兴趣挑战一下。我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专攻室内设计方向的研究生。读研期间我主要研究现代派的室内设计,毕业后在东大设计院还是做建筑设计,不过下班后炒更就是做室内设计。现在回头看看,不断地挑战一些新的事物对建筑师来讲真的有很大帮助。读研期间和张雷、王澍他们几个人操持了不少事,在同学中也蛮有影响,很多下一级的学弟,比如现在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任教的阮昕,就总愿意跟着我们折腾。我们班影响了一批学弟学妹。

ID:据说那是个“长发飘飘”的年代,现在真的蛮难想象的,那时也是各种社会思潮活跃的时期,对你们是否也有影响?

钱:那时我和王澍都是长发,反而张雷倒是短发的(笑),那也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景象。社会思潮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国门刚开,大家特别渴望接收新的东西。我们对于各种艺术动态就特别敏感,比如1986年研究生文艺汇演,我们想创作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节目,我就提出做行为艺术,王澍写的剧本,那在当时是极其前卫的。同学们经常热烈地一起琢磨、探讨,创新、创作的欲望特别强。我记得自己迷上了摄影,用双镜头的海鸥相机拍摄,然后自己冲洗,钻研一些暗房特效,那时可没有PS,很要动一番脑筋的。回想两年半的研究生时期,可以说我们逐渐形成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勇于探索的能力。

东渡:逆境中的智慧与秩序中的理性

ID:硕士毕业后您在东大设计院工作四年,后来怎么想到要去日本继续攻读?

钱:我那时在方案组,做一些投标方案工作,东大设计院的创作氛围和研究环境都很好。去日本主要是家庭原因,因为太太去了日本,还是希望能一家团圆。另外,也感到四年下来知识储备也用得差不多了,需要补充。那一年我刚好虚岁30,日文完全不懂,又是自费留学,压力其实蛮大,只是凭着年轻的闯劲,就辞职赴日了。

ID:初到日本,适应的过程是否艰难?1990年代初正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时,却也是日本建筑设计沉潜精进的时期,这些社会背景对您的生活有何影响?

钱:首先面临的是经济上的压力,那就要打工。前几天我还跟人开玩笑,在日本打工那段日子的一件“憾事”就是没洗过碗,原因是因为留有胡须。做过很多工种,除了在建筑设计事务所里画手绘效果图,还替画廊画过量产型的装饰画,给小孩子教过美术……我到日本正好赶上经济不景气,全社会都奉行节俭,连电视节目都在教人们如何精打细算,让我印象特别深。同时也很受影响,对于在困难的情况下、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怎么绞尽脑汁把事情做好有了很深的体会。

ID:1993~1998年您就读于名古屋大学,那里的建筑教育与国内有何异同?

钱:中国的建筑教育出自巴黎美院的体系,比较偏艺术,而日本的建筑教育初创时引进的是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比较偏技术。日本的四年本科建筑教育是一个大建筑的概念,包括了国内的建筑学以及结构和暖通,前三年所有课程都一样,高数、结构力学、物理的学习时间相对比较长,绘画课时较少;到第四年要做毕业设计时,进教师工作室,才开始确定最终的方向。所以日本结构工程师会比国内同行建筑学功底深,而日本建筑师的结构功底就比国内建筑学出来的强,也就是说,他们的综合实力会比较好。研究生教育也不太一样,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绝大多数学校研究生毕业不是做设计而是写研究性论文,而且这个论文也不是临毕业时再找题目,而是从第一年就每年要交二、三篇论文,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毕业论文。我所在的专业叫做“建筑计划”,国内没有这样的方向,简单讲就是“撇开建筑造型,对建筑功能的研究”。这种研究完全用实证法,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要以现场调研收集大量一手数据,通过对数据的量化分析,用数据说话。比如我研究剧场建筑,要研究舞台与后台、观众厅的关系,一种方法就要到剧院现场摆两个摄像机录下一定时间内其中的状况,再图示化,来把握人流及动线等真实状态。而计划性也是日本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特性,无论学生还是走上社会的人,每人都有一本日程本,所有事务预作计划,标记清楚。这样的教育下出来的设计师在条理性、严谨度、对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就比较强。相比之下,国内的状况就比较无序。而且这种无序性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比如我在东大教大三剧场建筑设计时,曾约请一位有名的导演来谈谈从导演的角度如何看剧场设计,提前半年约,他说还早还早,到时再约;提前两月再约,仍说还早,行程不定等等,令我深感被动。良好的计划性是条理严谨的体现,也是把控工作节奏的必要因素;良好的计划性其实和设计品质密切相关。

ID:作为日本五大建设公司之一的竹中工务店,历史悠久,以沉稳严谨的姿态和简洁理性的设计而著称,请谈谈在其间的工作经历。

钱:竹中是一家巨型的综合建设公司,也是设计施工一体化的五大公司(鹿岛、大成、清水、竹中、大林)里面唯一没有上市的,一直维持着家族的控管,很有特色。公司的作风非常保守和严谨,设计能力非常强,其设计部全盛时期有2000多人,与日建设计实力相当。在竹中工作,一丝不苟几乎成为本能。在经济不景气期间节俭风弥漫整个社会,同样在经济不景气期间要求建筑师必须具备如何在低造价的前提下把设计做好的能力。有钱是可以把事情做好,那没钱的时候怎样保证设计作品高水平和高品质的完成,就需要建筑师的智慧了。这对我都是大有裨益的磨砺。

回归:磨合与碰撞中的悄然变革

ID:2004年您回到东大任教,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钱:日本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对外国人始终抱有一定的戒备心理,一个企业中比较高或核心的层面是不会对外国人开放的。在日本工作了六年,虽然稳定,但发展空间不大,对于喜欢挑战和尝试的建筑师来讲就太无趣了。刚好王建国教授当时开始担任东大建筑学院院长,我们之前也比较熟悉,他邀请我回国执教。而我这些年与国内的联系一直没有断,也通过杂志等媒体与国内设计界保持交流,有这样一个契机就欣然归国了。

ID:在接受过12年的来自两个不同体系的建筑教育之后,您的身份转换为教育者,而东大体系较为固定,历来被认为难以动摇,您如何将自身的体验融入到教学中?

钱:我2004年8月回国,2005年5月开始担任建筑学院的教学副院长,主管本科教学。东大最根深蒂固的、同时也是最出色的就是本科教学体系,但其实这个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在谨慎、缓慢地改革,突进从来不是东大的风格。

在任东大建筑学院副院长的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三件大事:1.创立“杨庭宝班”实行“4+2”本硕连读教学模式;2.提出多学科多领域“开放、交叉、融合”新的建筑学教学方针;3. 实施两翼(生态技术和数字技术)并驾的建筑设计主干课的新构架。

当前大学的优势正在逐渐失去,不像早年只有大学里才能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出国的机会、学术探讨的平台,现在这些都不再是大学专有的了。那么,大学应该回归到研究层面,把学生早日放上社会,可能他学到的东西会更多。

当时在学校教务处的支持下我提议创办了“杨廷宝班”。之所以以杨先生的名字命名,也是我一直以来觉得东大有时过于低调,像杨先生这样的大师宣传得很不够。比如说国家的建筑设计大奖是“梁思成奖”,其实梁、杨齐名,而梁先生的成就更多的是在学术研究上,反而杨先生更专注于设计。这不是想臧否前辈,只是的确为杨先生没有受到与其成就相称的对待而感到扼腕,所以想如此冠名这个班。

还有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制定建筑学评分标准,遗憾的是没有坚持下去。回东大后常听学生们谈起对于老师打分依据的困惑,我88,他89,这一分差在哪里?老师也说不出所以然。所以当时我做了一套评分体系,分设前期、后期两大项,下列社会性、造型性、完成性等四小项,每一小项再进一步细化等级,按比例加权,最后评的时候一定要有外请的教师与本组教师参与,进行综合打分。后来外请评委一直延续下去了,但评分表可能因为老师们觉得有点麻烦,执行了一年多就没有坚持用了。

ID:看来您在推行教改的过程中也是遇到过各种阻力,那么您是如何应对的?

钱:我觉得不只是在东大,在那都一样。改革就是新与旧的博弈,有阻力是正常的。比如办杨廷宝班,其实最初我的设想是跟土木学院合办这个班,因为建筑创新很难,但结构是一个突破口,我希望这个班建筑学的学生能够加强结构的知识,而土木学院的学生则可以有更好的建筑学功底,共同学习三年后再确定方向,但当时反对的声音比较强,最终没有实现。改革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是难行,在中国只能是循序渐进。

新航:“超合理主义”与古为今用的探索

ID:2010年您放弃行政职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在UDG联创国际任总建筑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现在校企两方面的工作状态如何?

钱:做完一届教学副院长后,我决定不再连任下去,而是在继续执教的同时,去设计事务所搭建设计实践的平台。这是我非常乐意去做的一种挑战和尝试,实际上在国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里面有很多综合原因,在中国做管理很难,而大学里更是基本没有专业和职业化的管理可言,都是兼职管理模式,大家各行其是,跟在日本养成的有较强计划性的习惯实在难以协调,我想还是把机会交给年轻人,他们可能做得更好。另一方面,我也很希望回归到设计的本行上来。我有10年职业建筑师的经历,本身就很想做设计,但因出国多年,要在高校搭建创作平台,几乎不太可能。UDG的董事长薄曦两三年前就邀请我过去,我们相识多年,彼此都比较了解和熟悉,他一直等到我完成了一届任职。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我现在是校企两边兼顾。教学上工作量没有减,除了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外,还要带大四的超高层设计课、大五的毕业设计以及一门研究生理论课——日本现代建筑与建造。我上设计课时,不会有那种“这是你的作业,你的设计”的态度,而是把这件事作为我跟学生共同完成的事情,有责任一起把它做好。
在UDG除了公司的日常设计管理、分管联创研究院以外,还有一个18人的工作室——UDG中国,成员来自国内各高校以及日本、意大利、德国,去年完成了30个项目,主要以前期为主,也有全程的项目。目前我校企两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我的研究生会有半年或一年在UDG实习,企业的职业化资源平台对学生有益;而学生又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我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在高校推广。

ID:在建筑的道路上走了这么多年,您的建筑观或者说设计理念是怎样的?

钱:首先我认为好的建筑一定是打动人心的、让人感动的建筑(使用者动心),而好的建筑一定是源于建筑师满怀激情、全心全意地去设计的结果(建筑师用心)。真正好的建筑一定是有生命力的、超越时代的,同时好的建筑也一定是具有功能性、有附加值,以技术为支撑的设计。

我的设计理念可归纳为三点:

1. 反重力——摆脱地球重力、追求自由解放一直是人类的梦想。重力会带来束缚与沉重感,与重力抗争,追求飘逸的轻扬通透之美,这是我在设计中一直试图实现的。同时偏好简洁纯净、形体的几何关系清晰的建筑。

2. 超合理主义——这种观点来自于竹中的影响。企业的经营一定是将客户的满意度放在首位,客户的满意度则以设计的高品质为前提。而高品质的设计一定是建立在功能合理的基础上的。我认为所有的创作、创新,在功能合理的基础上才有价值,美存在于合理之中。美的未必是功能的,但功能的一定是美的。建筑师应该具有超合理的美的意识。还有一个我在设计中比较执着的元素就是直线,60岁以前我不打算做曲线的建筑,我觉得直线的美是永恒的。

3. 平常建筑的高品质化——把最平常的建筑、最简单的空间、最单纯的形体做到精致、做到高品质。我不喜欢复杂的形体,其实能把简单的建筑、空间做得精致,做得与众不同,才见建筑师的功力。

130723 转载:钱强——“直”与“质”的设计人生 标题 照片

照片 ©钱强



最近工作室的项目,无锡美新微纳传感厂区办公研发大楼获得了2012年度WA建筑佳作奖,这个建筑就体现了我对直线的追求以及轻、薄、透,纯净的概念。同时该建筑的形式还隐喻了古代塔的挑檐,而传统建筑的现代表现也是我近年来主要的探索方向。受到日本在这一点上做法的启发,我希望能把我在日本掌握的体系和方法运用到国内。这种对传统的表达不是直接模仿,而是以现代的手法、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材料来表达传统意味。源于从小生活在扬州传统民居中,小青瓦给我留下的深刻地印象,我现在正在探索用现代建材做瓦型百叶和离瓦,通过工业化批量生产,这和王澍直接用老瓦是古为今用为两种不同路数。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工艺和建造手法,瓦型百叶的两个系列已在周庄一个小型公建项目,以及青岛的商业项目中运用,不久即将竣工。离瓦计划在和隈研吾合作的周庄美术馆项目中使用。

ID:您很重视质量,那么由此可以拓展到建筑师的社会责任的话题,在高质量地完成设计之外,您是否认为建筑师能通过建筑设计引导或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

钱:我确实非常强调设计品质。我觉得建筑师在对品质的把握上是要有良知和底线,一是功能合理,不要造成空间的不必要浪费,其实这也是绿色节能建筑的基础。其次图纸的深度也要达标,国内这方面做得比较差,很多细部根本就没有设计,所以也难怪施工队做不到位。

建筑的确能够引导或改变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我在竹中曾经做过一个商业街项目——星之丘商业街,在日本也获了两个奖项。这个商业街的建成改变了街区的面貌、带动了周边整个地区的繁荣,也给我非常大的震撼,体会到建筑真的能改善城市面貌,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ID:在建筑师中您应该是比较擅用、常用微博的了,前面我们也谈到过您在旅日期间曾为国内设计杂志撰稿,感觉您蛮注重与公众的互动,您如何看待设计与媒体传播的关系?

钱:我1992年到日本,93年开始接触网络,对网络运用得还是比较熟练。我和柳亦春还曾是“FAR2000自由建筑报道”论坛建筑设计版块的版主,而微博今年4月底才开始用,主要是被其强大的获取及传播信息能力所打动。

至于设计与传播,媒体往往是通过影像的方式来表现或评价建筑,但我们都知道,拍得好不等于建得好。特别是很多建筑评奖,都没有到现场去考察项目,好像就成了评摄影,起码进入最后一轮评选还是该到现场体验建筑的使用状况、考察设计和施工质量、节点细部的。现在流行的空无一人、一尘不染的竣工照片还是有其局限性的,日本的媒体以前就为此有过争议,建筑本来是给人使用的,人们就质疑为什么竣工照片中没有人;但又不能一概而论,有时是因为要表达设计思想,更适合用画面纯净的照片。

现在国内建筑媒体的问题是太同质化,鲜少有个性的。像日本有专门介绍新建筑的、介绍建筑文化的、介绍建筑细部的,各具特色。我比较喜欢的一本日本半月刊专业杂志《日经建筑》,发布信息比较快,内容比较综合,是面向职业建筑师的。它介绍新建筑的案例照片中就会有人的活动,还要采访项目设计师、业主和真正的使用者,这样的报道就比较全面;也会有后期的内容,比如“名建筑家推荐细部”、“失败的细部”这样的栏目,正是职业建筑师在做设计过程中需要获取的知识,非常实用。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师蛮需要这样的杂志。

ID:在教授、建筑师之外,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请谈谈您对未来生活的理想。

钱:基本上,在教书和做设计之外,就没什么其他的生活状态了……太忙了。这样的状态其实真的不好,但好像一时也难以改变。将来依然希望能踏踏实实地教书育人、踏踏实实地做设计,能建成一些高品质的、让人感动的建筑。这不是什么宏大的理想,不过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宏大的理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建筑师/architect
钱强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UDG联创国际设计集团首席总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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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原文时间: 2013-02-00
Post数字编号:39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