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的人群中走一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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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移民的路线沿着四川传统的对外路线,主要为水陆两条线,从上述各省比例可知,移民应该以走水路为主,即由湖北逆着长江,穿过三峡到达四川,第一个重镇就是重庆。而不到20%的北方人都要过陕西走川陕干线翻过秦岭从陆路来。移民中超过80%都是南方人,除云贵人外即超过65%以上的人都必经过湖广,从这种意义上说,“湖广填四川”也还说得通。这些南方人中又以走湘江、长江的水路为主,少数人过贵州走出产茅台、郎酒的赤水河而到达泸州。此外,也有从湘西走乌江到达重庆的路线。云南人则走昭通-宜宾的成昆故道。
关键字: 湖广填四川,湖广话,老四川话,龙泉山脉,集凤镇
出处: 邓在 ©邓智勇
2021.8.19

上一篇,即《在成都的时空里走一走》里说成都吸引人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美食,二是美人。富饶的成都平原,在农耕社会里是农产品高产区,早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丰富的农产品为美食提供了传统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搁现代就不必要了。当今是全球化时代,只要有钱,贫瘠之地照样可以有美食,比如沙特或者迪拜,周围光秃秃的,毛也不长。全球供应的时代,只要不惜代价,你可以吃到任意你想吃到的东西。光有必要条件还不行,一个在成都待了大半辈子的河南朋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他说,成都物产丰富,交通困难,物产运不出去,只好折腾来折腾去自己做给自己吃。其实,逻辑好的人知道,这也不充分,因为满足这俩条件的地方也不少,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难吃的还少吗?我们还是给人留点面子就不举例了哈。

出美食的地方,除了物产丰富而外,一定还是文化多元,与外界交流频繁之处。这就奇怪了,我们上篇不是说,四川是个盆地,与外界交流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就不得不提到四川独特的移民现象。

我们上一篇还说,四川尤其成都夏无酷暑,冬无严冬,春秋天相当长;相比中国南北绝大多数城市,在气候上有着比较大的优势;可谓四季咸宜人也。加之,四川盆地上空罩着厚厚的云层,紫外线很难穿透,日照指数跟贵州一个档次,冬天几乎没有阳光,但却使得盆地内的人的皮肤相对要白一些;如果真要统计的话,肤白指数一定是全国最高的。肤白的不一定就皮肤好,比如欧美白人皮肤是白,但毛孔粗大,皮糙肉厚,触感毛糙不悦人。四川人总的说来,与之相反还显得细嫩。

除了气候宜人外,四川盆地的雨水量还比较适宜,不干也不潮。北方人来了说,成都雨水真多;上海人、广东人来了说成都不潮,很舒服。其实成都的雨水量1000mm出头,跟北京差球不多。但北京的雨水(加上冬天的霜雪),几乎只下在夏天,一下必是倾盆大雨,转瞬就停;正如老舍在《骆驼祥子》里描述的那样,烈日与暴雨在短时间内交替出现。成都的雨,很少下暴雨,多是又像下又像没下的毛毛雨。即使是毛毛雨,或者小雨,还常常下在夜里神不知鬼不觉。难怪杜甫有诗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种时间拉得出奇地长的绵绵雨,就其绵度来说,真要统计的话,我估计也是全国第一。

这哪是在下雨,分明是在保湿,既对皮肤保湿,也对蔬菜保湿。所以,四川的阴冬时节出产豌豆尖。这个蔬菜曾经只有四川才出产,其他省份几乎产不了;不能太晒了,也不能猛浇灌。搁省外得养花那样喷雾法,娇贵得很,伺候不了。

我经常听到外省人尤其是西北人说四川人看不出年龄来,说这里的女人,四十多岁了,看上去也才二三十。我读博士时有个邻居,他的女朋友是东北人,分到中海,被派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年。猛一回北京,我在清华见过一面儿,皮肤白嫩光滑的程度,惊为天人。绝对算得上大美女。但从没听他吹牛说她如何如何美过。后来派回北京,待了1年多后,我又见了一面,我以为看到的另一个人儿,他没说换女朋友啊。

北京的紫外线与四季气候尤其冬天的西北风,确实是美貌的杀手。真是“风霜刀剑严相逼”。但是,有这种不冷不热,阴雨连绵气候的地方也不少,也不见得就一定像成都一样出美人。我们也不举例了哈,伤人。这说明还得有基因的因素,这就又不得不提到四川独特的移民现象。

我们上一篇还说,成都这个地方特别招有想法的枭雄们喜爱甚至成为他们的神话和信仰。因此,四川尤其成都这个地方,每次改朝换代,必经历大的动荡、变迁。人来人往,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更多时候是好不凋零、好不凄惨!无怪乎查四川历代名人,很难遇到一回是本地人。比如汉代的司马相如,祖籍陕西韩城人;唐代李白,为皇室宗人,出生在中亚碎叶城,显然连汉族都不是,祖上是鲜卑拓跋;宋代苏轼,祖籍河北栾城。

宋末元初,四川抵御蒙古人甚为顽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涪江、嘉陵江、渠江三江汇合之处,即合川钓鱼城。1259年的钓鱼城之战,蒙哥汗死蒙古撤军,顺便也为西亚东欧的危机解了围。1279年待南宋早已投降,四川全部被元军攻破,重庆也投降后,坚守了36年的钓鱼城才终止抵抗。野蛮落后的蒙古人对待顽强抵抗者往往采取的是血腥的屠城,高于车轱辘的男子全部杀掉。

经历宋末之乱,四川人口锐减,元初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所谓湖广,是指中国曾经有个省叫湖广省,涵盖今天的湖北、湖南和部分广西。即此时的移民主体是湖北、湖南人。

明末崇祯二年(1629),中国遇罕见干旱,粮食歉收,饿殍千里。特别是陕西,农民暴动,最后打来打去,合成两支队伍;一支为榆林的李自成,一支为延安的张献忠。

1644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6月20日占领重庆,8月10日攻占成都,11月16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1646年6月张献忠逃离成都,逃离前做了两件事,一是杀光成都人,二是放火烧了整个成都城。

张献忠有没有屠川?今人争议不断,但屠成都城却是铁证如山,抵赖不了。原因是除了各儒生记录的《明史》和当时亲历者之笔录,如《蜀乱》、《五马先生纪年》、《纪事略》、《大西通纪》、《滟滪囊》等外,还有意大利、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所录,如《圣教入川记》(1917年上海教会Gourdon译成中文)。儒生有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祖传毛病,历史记录不免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做减法。至少老祖宗孔子并不提倡编造劣迹的做加法。而基督教素来提倡诚实,因为他们相信任何事都瞒不过全知全能的上帝。况且,传教士没有任何为农民军、明军、清军其中之一站队的动机。连替农民起义军洗地的文章都称张献忠“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连自己的女人、儿女都不放过,其心之恶,连畜生都不如;残酷之至比外族人蒙古人更甚。野蛮残暴落后,最接近禽兽的蒙古人起码还不杀女人,不杀矮于车轱辘的男孩。

看过张献忠的事迹越多,我越相信季羡林所说,有的人的坏是生下来就坏,而且永不可改好的坏。延安人张献忠就是这种连畜生不如、嗜杀如命、罪不可赦、满身血债的屠夫。中国历史为何如此残暴之人事总是连绵不绝?跟这些历史书写者有意掩藏不无关系。到了今天全世界基本上都步入了文明时代,如果连这样的坏人都还要不予余力为之洗地,只能说某些历史学者继续活在野蛮时代,甚至退步了,此坏比彼坏更坏。

上一篇我们说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流域开阔、平坦;沱江上游只有龙门山脉分水岭以东很小的区域以及山势不高,最高处仅比平原高550米金堂以北的龙泉山脉分水岭以西更小的范围。而南部的岷江流域支离破碎、起伏不平,而且上溯到上游就是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这里生活着少数民族和甚至连傻傻的生存能力极低的熊猫等都能活下来的珍稀动物。

如果杀起人来,非要逃命不可,沱江流域基本上是没有藏身之处,远不像岷江流域还可以往深山里跑。连熊猫都能活下来,人更可以苟且其性命。而且江口沉银的故事,基本上也可以说明,张献忠的势力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南边没有突破彭山。也就是说,本地人如果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流域以及南部彭山以北的岷江流域都被杀光了一个不剩,起码彭山以南的岷江流域还能幸存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大致可以断言彭山以北全是外来移民。

待1647年即延安人杀人放火一年后,满清的李国英入成都,所看到的景色是“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砾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滟滪囊》)。省治都只好暂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直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四川巡抚高民瞻才把省治迁回成都。

成都平原情况如此,四川盆地其他各处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从1629-1659,暴民叛军、明军、清军长达三十年的战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整个四川人口锐减不到战争前的10%。这种状况不仅惨不忍睹,而且令新到者恐慌。今天我们说,出生率下降了40%,都令人恐慌到立马出台三胎政策,而当时,富饶的成都平原退化简直到了只见野兽不见人烟的蛮荒时代,得多可怕?

1694年朝廷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到了清朝末年,成都跟四川各地一样,都是五方杂处。据《成都通览》记载,当时入成都籍的成都人都是外省人:湖广人占25%,陕西占10%,云贵占15%,江西占15%,河南、山东占5%,广东、广西占10%,安徽占5%,江浙占10%,福建、山西、甘肃占5%。当时有首竹枝词是这样唱的:“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粗略分析一下,当时成都人80%以上来自南方各省,北方人不到20%,涵盖四川邻近的陕西、山西、甘肃,以及黄河以南的华北平原各省。南方人中,湖南湖北人占1/4,显然是主体,江西人也不少,占了1/7,云贵加起来占了1/7,下江人(江苏、浙江、安徽)合起来也占了1/7,两广占了1/10。

移民最方便的当然是四川的隔壁省,除了湖广外,还有云贵与陕西,但是后两者中后者的数据只与遥远的两广相当,而前者则与下江人相当。如果说云贵本来就人烟稀少,人烟稠密的陕西也才1/10。这说明,暴民主体的陕西经明末一乱,人口减少得也很惨烈,几乎无暇自顾。

移民的路线沿着四川传统的对外路线,主要为水陆两条线。从上述各省比例可知,移民应该以走水路为主,即由湖北逆着长江,穿过三峡到达四川,第一个重镇就是重庆。而不到20%的北方人都要过陕西走川陕干线翻过秦岭从陆路来。移民中超过80%都是南方人,除云贵人外即超过65%以上的人都必经过湖广,从这种意义上说,“湖广填四川”也还说得通。

这些南方人中又以走湘江、长江的水路为主,少数人过贵州走出产茅台、郎酒的赤水河而到达泸州。这条路线原来是罕有人用的蹊径,今天却成为成都通向广东沿海的捷径。此外,也有从湘西走乌江到达重庆的路线;这条线则成为重庆今天通向广东沿海的捷径。上面这两条出四川盆地的通道的重要性在今天甚至超越了其他线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重要性也越高。云南人则走昭通-宜宾的成昆故道。

走湘江-长江,或者只走长江水路的主流移民必经过湖北麻城孝感。今天四川人中相当大比例的人都说自己祖籍为麻城孝感,原因除了湖北人基本都说自己是孝感的而外,这里很可能是走长江水路主流的集散地;类似元末明初时的山西洪洞县,山西移民都从这里出发,发散到整个华北平原,甚至传说都是那棵大槐树下的。张大千家祖上就是从麻城孝感到四川的,但麻城孝感以前,则是广东番禺人。德阳有个孝感镇,也许是纪念湖北的孝感,也有可能碰巧,因为旁边就是著名的孝泉镇。

可以料想,皇上下发诏书后,首批到达成都平原的人中有那些跑到岷江上游深山里躲过了张献忠屠刀的本地人,顺着江下来,有的是大片的良田等着他们。刘文彩家族就是雅安山里明朝的幸存者,祖上在元末明初从安徽移民而来,但对新移民来说,他们就是本地人。刘文彩的先人趁此机会从雅安山上顺着岷江下到了成都南部平原里。邓小平家族相对新移民来说也是本地人。他祖上在明朝时就从江西吉安府移民到了四川广安。明末时的先人则跑到广东躲过战乱。战后和平了又回到了家乡。

这些幸存的本地人,人数还是太过稀少,平原或平地太大,耕种不过来。回到了蛮荒时代的这时期,与自然的抗争胜过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当时最要防的是野兽,好不容易见到个把人那都是稀罕的,热情好客还来不及呢!

首批省外移民中最先到达的显然就是离四川最近走水路的湖北人,他们本是平原人,非常适应成都平原的农耕生活。当土地资源丰裕时,各地移民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特别是面对普遍的虎患。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打一桶水去,水没打肥来人被老虎掐寡啦。

当时清政府为了鼓励移民,田地随意占,不用花钱买地不说,还减免好多年的税赋。我从一本有关中国的移民史的文献中看到,奖励措施中最离谱者莫过于招募到一百户就可以当县令。田地充裕到眼神占地的程度。据说广汉一张姓人家,眼神占地到千亩以上,根本耕种不过来。随着一波一波后来的移民到来,这些耕种不过来的土地就便宜卖给了后来者。

可以料想,为了享受到这些政策优惠,不少本地幸存者,或者与躲战乱的本地人一起顺着岷江从深山里下来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在明代已经改土归流汉化程度高者(如羌族)也声称是湖广移民。台湾羌族专家,哈佛大学的博士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那本书里就说,不少羌族竟然声称自己祖上是孝感人。

提到羌族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王明珂先生有两本书很值得一读,除了上面提到的《羌在汉藏之间》外,他的《华夏边缘》则是对民国时期民族建构者的一个批判,他认为羌这个名号错误地戴给今天所谓岷江上游的羌族。他说,羌是古代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的羌,是对西部少数民族的泛称,而非对某一族群的专称。随着华夏地域的扩张,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的指称范围也在扩大,于是给人一种羌在不断西迁的假象。而民国时期民族学者就大胆猜测岷江河谷里的羌族就是不断西迁的羌人与当地人打仗,“羌戈大战”便由此产生云云。

王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则明确指出,今天所谓羌族其实是藏族与汉族之间的人,由于藏族也在不断地汉化过程中,汉化得比较厉害的,即明朝时改土归流的那些族群则被称为羌族。岷江河谷中存在有趣的“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即下游更靠近汉人聚居区汉化程度更高的所谓羌族骂更上游的羌族或藏族为蛮子。

大家都晓得,成都东边有不少客家人,其中以龙潭寺、龙泉驿一带为最。这又是怎么回事儿?有专家说,来自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移民全是客家人。我个人认为,除了江西人只有部分是客家人外,福建、两广移民确实基本为客家人。

客家人也称作客籍人,原意为籍贯非本地人的外来移民,作为专称却是近代称谓,有好近代?至少湖广填四川时的客家人还不知道他们是客家人,他们只有地缘归属。四川各地的会馆中,都只是以省份命名的,比如广东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陕西会馆等,并没有客家会馆。

所谓客家人是讲同一语言的东南汉族民系的一支,他们声称是古代中原的移民。在明代曾有段时间,广东官府不准这些的外来人跟本地人竞争参加科举考试,在他们的户籍上要注上客籍。这一短时期的政策给客家人打上了被歧视的烙印,此间的客家人若称作中国的犹太人,确实不为过。其实,讲闽南话的福建人、潮汕人,讲广州话的广府人也都声称是中原的移民。语言学家可以通过古代诗歌的音声与他们的今天的方言作比较,得出某些共同性。但客家人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融合有东南少数民族的成分,如畲族。

我在一个饭局上曾遇见一位江西赣州的畲族青年,他的母语就是按他的话“标准的客家话”。这种融合方式很可能是男尊女卑且祖先崇拜的汉族男性娶少数民族媳妇的所谓蛮娘汉老子方式。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从江西的山中逐渐走出来,往东移民到了闽西,再从那里到了粤东、粤北、广西,从广东又移民到台湾、四川、东南亚,有部分人又回到赣南,其实就兜了个闭合的圈。

广东广西的客家人从江西——福建的山中到珠江三角洲及其上游地区后,河谷较平坦地区被早已到此的广府人占据了,客家人只能在更为贫瘠的山中生存,与这些地方的人存在激烈的生存资源竞争关系。这也是后来广东土客械斗长达百年的原因,也是随后高度武装化的客家人最终在广西走上天平天国造反之路的深沉原因。

这些客家人从江西的山中迁移出来,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的界定,唯独到了四川后身份“迷失”了。在广东的客家人,在台湾的客家人(与移民四川同时),以及下南洋的客家人都清晰地获知自己的客家身份,唯独到四川后,后代子孙只留存了地域意识。我的许多中学同学,只知道自己祖上是广东、福建移民,不知自己是客家人。

这也是个有趣的现象,这说明客家身份只有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才会凸显,像四川这样移民不分南北东西,资源相对平等的地区,身份意识就逐渐淡忘了。四川各地都有会馆,哪怕是个小场镇,都至少有湖广会馆(禹王宫)、江西会馆(万寿宫)、广东会馆(南华宫)。可见,这三个地方的人基本构成了各地移民的主流。除这三大会馆外,通常还有川主庙,这体现了各地移民对本地人的尊重。说明大家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各地移民聚在一起,很和谐融洽,彼此毫无任何禁忌地通婚。这在客家人待的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再次说明四川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江西人与湖广人非常接近,后者称前者为“老表”。这是因为湖广人中的大部分人又是元末明初从江西移民而去的,有“江西填湖广”的说法。从我家的族谱来看,就是“红巾贼乱”时从江西吉安府移民到湖南永州的。某种意义上说,江西人是南方人移民的一个最主要的策源地,正如山西之于北方人,往西去的后来成为了湖广人,往东去的就是客家人。语言学家也认为,赣语与客家语同源,分化发生在比较晚近的事。湖广人讲的话其实差异很大,湖北人基本讲西南官方,湖南的西与南讲官话,其他地方讲难懂的所谓的湘语。

上一篇我们说到,成都平原实际上是两个流域,北边儿的是沱江流域,南边儿的是岷江流域。有三种方言:以德阳为代表的湖广话;成都话是四川的普通话是官话;岷江流域讲湖广填四川以前的四川话。

这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说最早到达的移民是湖北人,他们讲的是各地移民都比较容易懂的西南官话,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话的主流。

岷江流域保留了湖广填四川以前的老四川话甚至古四川话。特别是乐山地区仍然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入声掉,“十”的发音跟广东话一样发一半音长的音,这就是典型的入声调。

沱江流域的北部边缘,即便是平原地区,比如德阳、黄许、德新等地方农村里都讲味道纯正的湖南话,不仅FH完全说反,而且这里说“果里”,那里说“没理”,吃完了说“掐寡啦”,管爷爷叫“diadia”。更靠近成都的广汉、青白江地区,湖广话的味道逐渐淡了,但是沱江流域独特的去声调改为上声调仍然保留着,比如“学校”、“腊肉”、“回来”等的尾音。这是湘语的发音特点。

作为邓艾的同辈兄弟东吴的邓芝的后代的我,在邓艾与钟会二士争功的1706年后,即1969年,出生于邓艾成功绕开诸葛亮儿子孙子重点布防的白马关后,顺着凯江上溯而达的绵阳安州区,即成都平原的边缘。

我虽出生在平原外的县城安昌镇,但很快被我母亲带到她挂职的秀水寄养在保姆家中。这里与绵竹接壤,属于我上一篇所谓沱江与涪江暧昧不清的浅丘地区,说话都是浓重的沱江流域口音。以至于四岁半回到县城被绵阳口音取笑,矫正了好久才改正过来。高中时因我父母调动工作到了德阳,我就从安县中学转学到了德阳中学,从平原的边缘来到了平原里。我最终从这里考上了清华。而清华本科毕业后的我则分配到了北门大桥与万福桥之间的西南院工作,即当时成都大体上的中心。工作三年后我则回到了北京读研,从此留在了北京20年。其意义就是我从四川的中心流向了全国的中心。我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不断从边缘流向中心的历史。

我母亲祖籍为湖南邵阳,祖上于康熙年间同大批邵阳乡亲一起逆着沱江奔着成都而来。显然当时的平原已经被先来的移民占光了,只好屈居在成都东边的龙泉山脉,中江与广汉交界的集凤山区,即连山回锅肉上山后不远处。这里几乎是龙泉山脉的最高处,集凤镇是个在山梁子上的场镇,大约海拔850米的高处,这在四川所有的场镇都十分罕见,夏天凉爽宜人。

今天的蒋氏族人在这一带已经发展壮大为枝繁叶茂,子孙众多。这一带显然不适合原本平原地区的人比如湖北人生存,只有原本就是山地人的湖南人与客家人能够顽强存活下来。他们以种药材等经济作物为主,与以粮食生产为主的成都平原互补;有着不少从事药材贸易的生意人。

到了我外曾祖父这一代,他们在龙泉山脉壮大到很广阔的范围了。他自己就出生在与广汉连山镇交界的古店乡,成年后主要从事药材生意。挣到钱后就在山下置地。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龙泉山脉分水岭以东地区的中江县城附近,一个则是往成都平原的广汉发展。这很好理解,连山曾是川陕要道,对生意人来说,交通几乎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娶了两房媳妇,一者就是我的外曾祖母,为父母定的婚约,于是在中江县城城南置了些地;一者为广汉县城里金屏街人,于是又在广汉置了些地。山里人发展得好了的自然就往平原里或平地或起伏不大的浅丘发展,即亦从边缘流向中心。

这说明龙泉山脉的客家人或者湖南人,当其发展得好得时候,就一定会往平原里渗透。结果到最后,来得最晚的广东客家人和湖南人反而在平原里也占了很大的比例。郫县豆瓣的开创者陈姓老板即为广东的客家人。平原里发展得好的大概率又往成都城里渗透。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流动性。而中心则最终聚集了更多的财富和美貌。那意思是说,如果四川人的颜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准的话,作为四川首府和最富裕的成都其颜值则毫不奇怪会高于四川的平均水准。

我父亲家也是康熙年间从湖南永州零陵县移民而来。祖上显然就是顺着湘江到了武汉再到孝感,然后逆流而上到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然后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从嘉陵江往川北走,一个是逆着长江往泸州的川南走,最终都可以到达成都。他老人家选了北上嘉陵江的方案,到了合川后又有三个选择,到成都的则是在合川后逆着涪江,过遂宁到绵阳上岸,走陆路越过白马关进入成都平原。我的祖上显然在合川后避开了往成都去的乌洋乌洋人群而是剑走偏锋,选了嘉陵江这条中间路线,结果从湖南最南边的永州最后走到了川北的高山或者叫深丘地区落脚,是涪江与嘉陵江含混不清的地区的盐亭。

这里很蛮荒,有的是原始森林,我父亲常说祖上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是刚来时老虎很多。这里原本属于顺庆府,即南充地区,与南部县、西充县紧邻。西充就是张献忠被满清射杀的地方。

这三个县虽然属于川北地区,在今天却讲岷江流域的“南路话”,即方言专家所谓岷江系。在川北地区居然很神奇地就形成了湖广填四川以前的老四川话的方言孤岛。他们的话与崇州、邛崃的一带的话很接近,除了没有他们的入声调。这俩地区都一样地把成都话的uo发成e,比如哥哥,成都话或者大多数川渝地区的人都发guoguo,但他们却说gege。他们还同样地把u发成o,比如局长(juzhang)发成脚掌(jozhang)。大概这个地区太偏僻了,连张献忠当初都不稀得来杀人,好不容易来回这里还把命给丢了。

我做了23魔方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我的基因56%是南方汉族,28%是北方汉族。寻亲的地理分布中,当然四川最多,其次就是湖南,而仅次于湖南也非常接近的是广东(湖南24,广东21),而且以粤东地区的河源、惠州居多,传统的客家地区。这似乎说明占56%的南方汉族基因中大体上一半为湖南基因,一半为客家基因。

前者好理解,我父母双方均为湖南移民。但后者嘛,理解起来则要费些周折。寻亲一栏显示与我基因最近者好长一段时间为广东河源的一个人,最近才被成都的一游姓者取代。我猜测,在成都东边的龙泉山脉的中江、金堂、龙泉驿、简阳等地区,逆着沱江而上的湖南人与客家人大概率高度融合了。

关键我还有8%的藏缅、6%的壮傣以及1.5%的西伯利亚雅库特人的基因,这三者该如何来解释呢?我父母双方的族谱或家谱中,没有任何描述祖上有藏缅等少数民族的血液融入。

我有个朋友,她先于我做23魔方的检测,我觉得有意思也做了一个,她爷爷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母亲是彝族人,居然跟我的结果相差不多。她的南方汉族基因比我多一点,藏缅比例居然也才为10%,比我仅多2个点而已。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外省的客家人二代与彝族通婚后生下的孩子居然与我这个没有任何少数民族血统的四川人基因非常接近。

大概率就是我上面说的,早已改土归流从岷江上游下到成都平原并扩散到盆地的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假托孝感人,并与外来移民通婚的结果。壮傣的基因则应该是我的先祖们有明一代在湖南生长的印迹。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非常接近于满洲人或者鄂伦春人,大概应该是清朝的满人或者更早的蒙古人在四川撒的种子了吧。

从我自己的个案也说明四川是个多元包容、各方融合的地方,而我则是个典型的四川人,特别能代表中华民族,各种元素都有。

乾隆《巴县志》,“耒耜耘耔之工与勤,土著者不及楚人,楚人又不及粤人。”这是官方对各地移民的生存能力比较后给出的结论。意思是就农耕的勤劳和能干程度而言,最厉害的是广东客家人,其次是湖南人,最差是本地人。那么按照这种趋势,那不是本地人越来越弱以至于消亡,客家人越来越强以至于成为主流?

只能说这只是移民刚开始时的情况。经过几代人彼此间的和平共处后,可以想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基因渐渐趋于匀质化。最后,一个地方的人,尽管号称祖籍不同,就基因以及生存能力而言,大家都趋同了。这就不难理解,四川出了两个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大名人,他们反而是官方评价最低的本地人而不是外来移民,他们正是邓小平与刘文彩。

我母亲的一生典型体现了湖南与客家山民的坚韧与顽强。她家里重男轻女,能读上书还得感谢我的一个舅舅,我母亲的堂弟不喜欢读书非得人陪读。我外公除了让她背着自己的亲弟弟上学外,还经常设一些苛刻的干农活的条件,比如大中午要给玉米地施完肥。

她小学开始读书时即从二年级读起,因为陪读已经学会了不少内容。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她也一直成绩非常优秀,还作为代表给全校传授经验。大家背地里叫她“背着娃娃上学的”。考上初中后,家里死活只让读了一个学期,居然以这1/6的初中学历考上了中专。工作后家务事全包的前提下在单位里还一人干俩人的工作,年年得先进。退休后,我母亲愣是学会了弹钢琴,她原本连简谱都不会。

我不知道我能考上清华本科是否有她的遗传,但我知道,考博士时确确实实受到了她的感染。因为那年我已经35岁了,到了一般都该顺其自然而非再重新振作起来另找出路的年纪;否则需要巨大的勇气。她的不辞万难学会钢琴,则给我以无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考上博士某种意义上比她学会钢琴难度小多了。

我母亲遗传给我的这些并不能解释四川出美女或者美食,但另一项遗传却多少解释了一些。

皮肤的细腻某种意义上是种病态,因为它在严酷气候条件下很难适应自然,远不如皮肤粗糙者。我母亲与我都是容易过敏的人,而且都皮质层薄,很难起茧疤。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个不小的缺陷。男孩子之间比的不是拳头就是看谁更皮糙肉厚,特别是手上的死茧最是牛B处。小时候的我就因为自己很难长出死茧而自卑。从适者生存的角度,这确实是巨大的缺陷。或许这样的病态基因在别的气候条件下早就被淘汰了,只有在四川这种四季不温不火以及干湿度适中的条件下,才得以幸存下来。

我女儿在北京生活多年后,仍然适应不了北京的气候,每在春秋干湿变换很猛的季节就会得很严重的湿疹,浑身搔痒忍不住就挠得流脓流水的。这从侧面说明类似我这种皮肤有着先天生理缺陷的,但外表也许显得细腻、光滑的基因,在四川的气候下相比严酷的气候有更高的存活空间。

其实白色皮肤某种意义上也是基因缺陷,因为在阳光充足的地区,很容易吸收到紫外线而得皮肤癌等皮肤病;只有到了日照辐射较少地区,从而紫外线较少的地区,这一先天缺陷反而成为环境适应的优势。这就是为何高纬度地区的人越来越趋向于白皮肤的进化论理由。

这是成都或者四川出美人的一个重要的基因原因,此外的基因原因则是杂交优势。

成都或者四川人很难一眼看出长相为南方人或者北方人,而是介于其中,甚至还带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也是多元基因的优势。成都基因中主流基因为南方基因,因此,身材相对瘦小,特别是骨架子小。这颇符合现代对美女的审美。北方人到了成都后,常常惊叹成都女孩子的腿就跟竹竿子一样细。这只能说这些在古代战争年代的基因劣势碰巧在今天成了审美时尚。活该成都女孩子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四面八方的人带来的各自家乡的食物,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驰名中外的川菜。现在给外面的印象,川菜似乎只是麻辣;好像不麻不辣就不是川菜了。

其实并非如此,连辣椒都据说是客家人从广东带到了四川;川菜实则是综合了南方各菜系,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菜系,而是更全面了,博采众家之长。好比不是新创了一个全新的菜单,而是把各个菜系的菜单加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本更厚的菜单。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菜都不辣,比如:罐罐肉、粉蒸肉、带丝全鸭、咸烧白、甜烧白、木耳肉片、锅巴肉片等。

这种罐罐肉其实是蒸肉汤,比较类似于我后来在北京吃到的沙县小吃。跟沙县小吃一样,罐罐肉其实是个系列,可以有很多内容,比如,肉丝海带汤、排骨汤、羊肉汤等等。它们我估计就来自于福建、江西移民。粉蒸肉也是个系列,可以是粉蒸牛肉、猪肉、羊肉、排骨等,跟我后来在北京九头鸟所吃到的荆楚蒸菜基本相同。咸烧白就不用多说,跟很多人都吃过的梅菜扣肉很接近,除了肉皮子要过油而外,还要把江浙、广东客家菜的梅干菜替换为四川特有的芽菜或其他干腌菜而已。

由此可见,川菜真的是汇聚了南方各个菜系;不仅汇聚了南方菜,北方的面食,也在成都发扬光大。

我读硕士时的一个山西同学到成都出差,回北京后,她对成都的面条大加赞赏。能让一个山西人赞叹面条,可足以说明成都面条的水准。融汇与发展也一直是川菜的特点。据说抗战时期,下江人瞧不起川菜,嫌粗俗不高雅,川菜厨子不服,就做了一道极其阳春白雪的清水白菜,赛过淮扬菜,成为每有贵宾必点之名菜,为川菜赢得了美名。

下一篇介绍成都公认的四大美女,今天暂且搁笔不表。

2021年08月18日

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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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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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时间: 202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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