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崔彤——源于场所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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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三个敏感地段的建筑案例出发,探讨源于场所的设计:如何从场地中传承一种精神,并支撑建筑发展,探究中国架构体系形成的半透明性建构体,对不同的场地作出多重回应的可能性。
出处: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3.8.02
原文发布于《新建筑》2012年06期;作者:崔彤

  摘要:从三个敏感地段的建筑案例出发,探讨源于场所的设计:如何从场地中传承一种精神,并支撑建筑发展,探究中国架构体系形成的半透明性建构体,对不同的场地作出多重回应的可能性。
  关键词:场所 建构 木构建筑 精神

  作为源于场所的设计,场所特质和场所精神尤为重要。场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唯物性范畴,如与场地、地理环境相关的要素,所谓地理决定论,即地理环境决定了建筑的发展和设计策略,而现代主义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逐渐被修正为“环境影响论”。

  唯物性环境首先是地形和地貌,地形包括高低起伏的地形变化和结构形态,它是客观、恒久的概念;地貌则是非结构性的、表面上的,是形式的概念。这涉及到表皮的肌理,比如呈现植物性的,包括林木、山水意象等等。无论地形还是地貌,都决定了设计中对地脉文化的了解,这是物质性的要素,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和气候的相关性,特别是温度、湿度、阳光、空气、风云雨雾等相关的要素都是影响建筑存在的依据。作为场所的两大要素,除唯物性的“地脉”要素之外,与时间、历史、城市文化相关的“文脉”要素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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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是长安街的最后一个项目。在极度敏感的地段,设计如何源于场地,如何回应环境,是我们创作的主要出发点。北京城是一个极具几何学精神的城市,空间尺度、空间网络,都体现了理性和秩序性的精神。但同时自然的非几何性也永远是城市中的要素,北京城就是人工和自然共生,理性和浪漫并存的典范。从10年前谷歌上的图与现在的图形对比,都能看到城市肌理逐渐在被破坏。面对这样的城市,应该如何分析它?长安街看到的建筑,全都是巨大的、现代化的,面向未来甚至有些帝都的威仪;而在长安街的另一边,却是小尺度的、民俗的传统肌理,对此新建筑该如何做到平衡?是像长安街的其他建筑一样,继续延续帝国精神漠视城市肌理,还是采取另一种办法恢复到传统文化和应有的生活场景中?我们是传承目前长安街上的“类型”建筑,形成新的“城墙”将新旧阻隔,还是做一个半透明的“介质”融合新旧?

  应如何从地段中吸取精神来支撑建筑的发展?场所南边有7套文物级的四合院,内院基本的空间尺度是9~14 m,求均为12 m左右,同时尝试让建筑本身不是一道墙或壁垒,而是一个半透明体,能包容过去和现在的建构体。于是首先建立了一个秩序性网络:9~12 m,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结构。它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建构透明性,即建构的透明性。它的透明源于梁柱所形成的架构体系,并形成一个从内到外、兼具物理和意象上的透明性品质的建筑。并以X、Y、Z轴统摄整体,Y轴将长安街和传统街区融合;X轴能够将东、西单元串联成整体;Z轴与天地连接;最终以传统的建构体的网络体系形成“八柱七间”的巨构形态。

  中国建筑源于梁和柱子的关联度,而梁和柱子的关系逐渐变成了穿斗式和抬梁式,而进一步的演化产生了类穿斗、类抬梁的现代化结构体系。对传统建筑的误读,使得我们把中国传统建筑的糟粕依然视做精华。屋顶并不是中国传统中唯一和需要被珍视的元素。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这“八柱七间”所形成的巨构框架体系,而9 m的巨柱也起到了结构作用。建筑隐含着完整的中国传统建构的逻辑。

  每一个9 m×9 m的结构都是一个房间,这是“结构化”的“功能”,中间部分是空透的城市中庭,它弥补了长安街的北端长时间处于阴影中的城市街道空间不足,希望将阳光、空气,还有传统文化的能量,透过城市的中庭辐射到长安街,中庭是“空间化”的形式。

  建筑建成的效果貌似一个中国传统建筑,或还原了过去,但实际上是在未来中融化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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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

  位于泰国曼谷的中国文化中心,由两组建筑单元错动连接成“Z”形体块,构成两个外部空间:一个外向型面向社会和民众的广场;一个内向型静谧的中国园林。建筑与外部空间的嵌套式关系使之成为整体。庭院和广场与建筑内部空间的联系,通过内外空间不断地过渡与转化,形成具有“东方时空”理念的场所。

  “文化中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外交空间,是中国文化传播和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它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中国化”、“泰国性”等问题。尽管“图像式”、“形式化”的语言是一种常用表征手段,但“标签”终归不能全面回答“中国化”问题。对于在异邦的中国文化中心,首先体现在为“活动者”提供一个吸引人的、渗透着中国文化的探访空间。它既不应该是强加的,也不应该是简单复制出来的,而应该是在特殊的土壤中被培养出来,并或多或少具有改良的特质,好像是中国的“种子”被移植到异国他乡存活并显示出活力。文化中心的建构也同样基于“生物学”的生存方式,并对当地的气候、环境做出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包括生长、适应、改良、变异,正如同佛教进入中国和泰国被改良为不“范式”的佛教,如此其基因的改变是自我生存机能的调节,以便得到进化和重生。因此文化中心的建构其实在于场所的重构,包含着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和表达环境。这一过程伴随着谨慎“优选”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地脉与文脉的培养中,促进一种交融的文化形成。建筑形态通过水平密檐寻求中国古典建筑的相关性,正面的中国建筑形态特征体现在水平向的延展,侧面关注垂直向度上的重叠,寻找与泰国寺庙建筑的相关性。而这一形态的根本出发点是对当地湿热气候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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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另一个项目是中国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它座落在奥运会场址鸟巢的北边。地段的北边为国家科技馆,一个实体感较强的建筑;南边是形体感非常强的国家美术馆。处于这些建筑中,我们希望做一个自然化的建筑,它能和环境很好地结合;第二它应是一个具有半透明性的建筑,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放松的、虚化的、中性化甚至像一个“隐”形建筑,但它不是“没有”。相反,它是从场所吸取能量,并与场地发生强烈关联的建筑。建筑本身的形态源于自然,其次是来自对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诠释,而中国的木构建筑,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典型代表。这个项目的最大要求即是要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精神。

  我们希望场所化的形式中,有来自自然的启示,由中国传统建造的逻辑得到概念,而形成了一个现代建筑,并指向未来。这个建筑实的部分是工艺美术馆,虚的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因为非物质文化不完全依赖在室内进行展览,而是开放、自由、面向自然的。两馆合一,从实到虚的变化中,如何做到一个没有边界的、光滑渐变的过渡,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中国的水墨晕染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如同水墨画有着晕染和渐变的边界,建筑的边界也可以是模糊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木构建筑给予了最大的可能性,因其可以创造一种透明性,为这种渐变透明性提供基础。还有中国工艺的编织、穿梭,都可能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形成嫁接和对话。

  (1)“结构化的形式”。梁柱结构体系多“功能化”,不仅扮演结构支撑体系的角色,也参与到诸如空间、形态、功能和装饰层面中,建筑成为有机的一体化系统,如同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结构美、形式美、装饰美和合一统,结构即形式。中国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以“架构式”的建筑营造技艺建构出工艺精湛的“巨型工艺品”。这一工艺品凝聚了建筑、桥梁、船只、中型器物、小型饰物的共同设计“意匠”,以“大设计系统”融合为一种“精神结构”统摄全局,一贯首尾。
  梁、枋、柱作为最纯粹的架构构件,三者两两相合,又相互穿插搭接,形成完美的“二元统一”的架构原型。“二木相合”的架构原型在一维空间的阵列形成有别于传统的密排列柱与密排梁枋。密排搭构在二维空间中有序生长,形成了极具传统抬梁、穿斗意象的现代搭构,将“传统与现代”与“二木相合”的所特有的二元关系完美地合而为一,形成新的架构原型。基于现代大空间的思考,新的架构原型组合成为“巨型排架”,左右同构,对称稳定,内外同质,形成集现代与传统于一体的空间架构原型。建构体系源于内部空间的思考,形成现代的“穿斗”或“台梁”结构。在梁柱支撑架构体系中建造出大跨度的展览空间,古典建构逻辑与传统工艺品制作技艺,相辅相成,同构共生。

  (2)“场所化的形式”。源于北京中轴线北奥运公园自然山水意象,源于工艺美术精湛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文化传承。建筑成为一种对环境做出反应的有机体,建筑仿佛源于自然秩序而生成。木构建筑最终又还原给自然,在这个“重构”空间中,中国建筑的工艺在“进化”,空灵的架构、悬挑的技艺、生长的逻辑在这片起伏的大地中衍生出温润如玉的水墨图景。对三个中国建筑的分析旨在说明,源于场地的建筑设计有一种“新而旧”的方法:中国式架构形成的半透明性建构体,可以对场地做出多重回应。针对具有国家尊严的长安街,国家开发银行因对场所的回应而成为平衡体;而移植到异地文化中的中国文化中心,成为随着气候、环境不断生长的建筑;后信息文化时代的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可以容纳更多意义的场所,成为场所化的景象。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作者/author
崔彤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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