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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澍:瓦爿之上的建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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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的获奖能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储召生

今天,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第一次把奖章颁给了中国建筑师——49岁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澍。评审委员会这样评价他:“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普利兹克奖

1979年,美国人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迪创立了普利兹克奖,每年授予一位在世的建筑师。普利兹克建筑奖在许多程序上以及奖金方面都参照了诺贝尔奖,获奖者可获10万美元和一枚铜质奖章。

每年约有500多名建筑师被提名,但获奖者却只有一两位。普利兹克奖像一架选拔建筑大师的机器,下手精准,且极富前瞻性。在短短30多年里,普利兹克奖快速崛起,其声势压过了百年老店“英国皇家建筑师金奖”、奖金更丰厚的“日本国家艺术大赏”等权威大奖,成为建筑界公认的至高无上的奖项。
 
“五一”小长假,杭州南宋御街。身着蓝色对襟短褂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澍,正接受一家法国电视台的采访,照例吸引了许多游客围观。游客们惊讶于法国女记者娴熟的普通话,完全没有注意到被采访的主角。即使是得了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即使是在自己设计的南宋御街,王澍仍然不为普通百姓所知。

不仅如此,许多搞建筑的人此前对王澍也并不熟悉:在国外他没有任何建筑作品,没有出过任何作品集,这在普利兹克奖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国内他的作品也仅限于江浙一带,没得过全国性大奖,按常规的评价标准甚至进不了一流。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说:“当我们来到中国深入考察王澍的整体作品,毋庸置疑,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建筑大师的作品。”然而自2月底该奖公布至今,围绕王澍及其建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王澍说,无论在国内国外,他都属于“体制外”的建筑师。这样的建筑师获得建筑学最高奖,争论也是必然的。

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首位获奖的中国人,王澍的名字进入了贝聿铭、库哈斯等大师的行列,也走到了一个建筑师荣誉的顶峰。此前,这位49岁的“体制外”建筑大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造反派”王澍

学生时代的王澍曾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他自己算一个,老师只能算半个。

当王澍获奖的消息传到东南大学中大院的建筑学院时,据说院内顿时“一片欢腾”。“热烈祝贺杰出校友王澍荣获建筑学最高奖”的大红喜报张贴在醒目的位置,甚至有人建议在楼内建一座王澍的塑像。然而学生时代的王澍,留给东南大学的却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公开资料显示,王澍1963年出生于乌鲁木齐,母亲是北京人。幼年的王澍常常坐火车往返于乌鲁木齐与北京,4天4夜的旅程,据说增加了他不少的阅历。他的姥爷是个手艺不错的木匠,或许由此打下了王澍日后特别尊重民间匠人的根基。

1981年,王澍进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习。彼时的王澍,留着长发,言行激烈,很快就成为学院的风云人物。大二的时候,他就成了“造反派”,声称已无课可上,没有老师能教得了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段子,说他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他自己算一个,系里最权威的老师只能算半个。

让同学们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他对建筑设计作业的“叛逆”。按照惯例,当时建筑系学生常常要做1∶500的平面设计图。但王澍交上去的却是1∶100的总平面图,除了房屋设计、道路系统外,所有的景观他全部作了设计,甚至设计了一个带有完善灌溉渠道的农业种植系统。这在学校历史上从未有过,“连很多老师也画不出来”。

本科毕业后,王澍继续留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研二时,他写了一篇一万余字、题为《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的长文,从梁思成开始,对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个一个地批判,一直到他的导师齐康院士。文章不可能发表,他便自己募钱印了150本,广为散发。据说,这篇长文曾在建筑学界广为流传,也真正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

这还没有结束。研三时,王澍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命名,继续对建筑学现状进行批判。论文答辩时,王澍和评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评委们或许一方面觉得这个学生太狂了,另一方面觉得这个学生讲得有道理,论文答辩虽然是全票通过,但希望他对论文作出修改。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改。有人提醒他这样就拿不到硕士学位,王澍回答:“萨特人家颁给他诺贝尔文学奖,三次他都拒绝了,我拿不到一个学位算个啥?”

1988年,没有拿到硕士学位的王澍,毕业后来到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没有当上教师,进了当时美院的一个公司。很快他就主动挂职,成了一个不领工资、没有社会医疗保险的自由职业者。直到1995年他到同济大学读博士,结束了长达7年的蛰居生活。王澍说,那是他人生中极度贫寒的一段时光,常常发现自己的周围都是农民工。

和导演李安的经历有些相似,这段蛰居的日子里王澍无事可做,也不愿做乱七八糟的事,全靠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的工资生活。或许这也悄悄改变了他的处世风格,那个叛逆张狂的“造反派”王澍不见了。巧合的是,2000年他长达3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虚构城市》又遇到麻烦,许多评委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王澍也没有再拿萨特来说事,而是找了几个国内有名的专家来评判,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一个学校教育的叛逆者,7年后又回归课堂?王澍告诉记者,他只是想找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并且,他从来都认为大学里主要是靠自学。但他在一次和友人的聊天中曾说,选择到同济读博,与其说是回归建筑的教育系统,不如说是回归正常的社会系统。

回顾在东南大学的“造反”时光,王澍告诉记者,他从未因此有过任何不愉快,相反,至今他仍很怀念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先生可以和学生因为观点而较真的时代,姑且不论谁对谁错,老先生们都坚持自己的信念。现在,一切都变了。”王澍说。
 
系主任王澍

他看不上故弄玄虚的教师,他们不断向“建筑”中填内容,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好似填不完的字谜游戏,每填一处似乎填上了一个“学术空白”。

2000年博士毕业,王澍到中国美术学院任教。许江说,是他执意把王澍“要”过来的,目的就是让他在美院开建筑系。这也是1952年院校调整之后,中国美院再次设立建筑系。

中国美院的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创建的国立艺术院。据说当初学校选址时,蔡元培故意避开了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杭州,远离官气与商气,建一个不一样的美术学院,真正实现“以美术代宗教”的愿望。许江告诉记者,他看好王澍的原因,也是希望中国美院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建筑系,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学。

建筑系成立之初,教师只有王澍一个,学生有近20人。王澍开玩笑说,那基本上就是个“村小”。对于如何重建本土建筑学,王澍认为,热衷于做一些庞大而复杂的东西,但却做不好,粗制滥造,这不仅是建筑教育的毛病,也是当时建筑师的通病,“那就不如从最简单、最直接的东西开始”。从此他们开始了从材料、构造、模型开始造房子的建筑教育新路子,王澍称之为实验建筑学。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人们发现,在中国美院建筑系,学生们不仅要学做泥瓦匠、木匠的活儿,还要练习书法。

2003年王澍担任建筑系系主任。之后随着规模的扩大,他又担任建筑学院院长。在建筑学院,王澍对教师素质的要求极其严格。王澍看不起那些因袭成见、人云亦云的教师,认为那是一种混日子的教学态度;他同样看不上那些制造复杂、故弄玄虚的教师,认为他们不断向“建筑”二字中填内容,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好似一个填不完的字谜游戏,每填一处似乎就填上了一个“学术空白”。王澍认为,知识在于使用,兴趣促生认知,情趣则影响着生活价值的取向。他告诫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并身体力行去做。”令王澍不满的是,现在有不少教师迷失在建筑行业的浮躁喧嚣之中,甚至拿一些不上台面的商业设计来充当学术研究。

每年春天,王澍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林。王澍认为,古人的造园,代表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建筑学之外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园林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课堂上,王澍常常会让学生从宋元的山水画中体会建筑精义。近几年,王澍在国内外高校举办讲座,常常会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的中国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湖水,完全留白;近处平坡,几株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顶为茅草。王澍想告诉学生们的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这张画里,画家宁可让自己的房子小到只能容下自己的膝盖,这才是“容膝斋”的含义所在。王澍说,画中的房子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在中国本土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25年前,王澍写了长文《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今天这种状况发生转变了吗?王澍认为,25年来中国当代建筑学谈不上有什么进展,有的话,也是对西方建筑学模仿甚至抄袭的手段娴熟了。他曾看到建筑系二年级学生的作业,已能娴熟地模仿极为复杂的解构做法,但作者却回答不了一些最基本的构造问题。一次他在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就有学生质问他: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盖中国风格的房子?美国式的房子不也很好吗?

今年普利兹克奖首次花落中国,能给大学的建筑教育带来多大影响?王澍对此并不太乐观。他认为,中国建筑学界时常有一些思想火花产生,但缺少持续的讨论,缺少其他人应和,最后都归于沉寂,“它总让人觉得已处在一个出发的状态,却从来没有真的出发过”。目前中国许多大学都开设了建筑设计类的专业,红红火火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危机。王澍甚至认为,现在许多工科和综合性大学的建筑系,走的还是技校的路子。“大学建筑系的设计水准,如果都超不过建筑设计院,那还能叫大学吗?”王澍问。
 
建筑师王澍

甲方曾对着王澍怒吼:“在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小曼哈顿市中心,你做一个这么脏、这么旧的小博物馆,你什么意思啊?!”

作为一个建筑师,2001年王澍遇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甲方”——中国美术学院。王澍几乎所有重要的设计作品,都是在这之后完成的。并且,据本报记者了解,在很多项目的申请、建造过程中,例如著名的宁波美术馆、杭州中山路保护与更新工程,中国美院都给了王澍大力的支持。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是迄今为止王澍设计的体型最大的作品,也是能够全面体现他的设计思想的作品。普利兹克奖评委会在评审词里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王澍自己在分析获奖原因时猜测,可能因为评委们发现,这种原本只能设计艺术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筑的艺术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积地实现了。

象山位于杭州西郊转塘镇,山并不大,据说这里是钱塘江故道所在。许江告诉记者,寻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建新校区,他们颇费了一番周折。许江引用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的话来批评当前大学校园建筑的“高度功能化”:宏伟的大门,宽阔的大道,花坛紧凑;38级台阶之上,是一座巍峨的图书馆……许江说,千方百计找到象山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想重构传统书院色彩的大学,建设一个与众不同的校园。

象山校区的设计、建造过程中,作为“甲方代表”的许江,专门写了三首诗给王澍,其余的都交给了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去尽情创造。王澍说,这些年全国近千所大学建了新校区,没有一个像中国美院这样信任一个40岁不到的年轻教师,认同他的设计理念,给予他充分的设计自由。

王澍是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赢得象山校区设计机会的,与他同时入围的还有本校的另外两位教师。“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开始很多朋友都劝他千万不要碰,都认为设计本校校园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很难做好。王澍说,中国美院是美术家集中的地方,他们看重的是设计的“气息”,所谓意在笔先,对建筑本身反而不太重视。这或许就是王澍最后中标的原因所在。有意思的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许江和王澍都用宋元山水画来描述心中的象山校园。所不同的是,许江用的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王澍用的是倪瓒的《容膝斋图》。可以说,在校园设计理念上,甲乙双方互相高度认同。

象山校园所有建筑的设计,王澍都是围绕不大的象山进行,因为“山先在那里”。山北,山势峻峭,所有的建造以四合院为原型,或切一角,或切一边,总有一个切口与青山相对,营造出“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山南,山势平缓,所有的建筑都隐在荷塘田陌上筑起的“八”字长堤后,或爬屋,或重檐,营造与青山携行的多重视域。建造过程中,王澍更是利用了从华东各省拆房现场收集过来的700万块旧砖弃瓦,运用了民间泥瓦匠人的原生态工艺。王澍说,像象山校园这么大的面积,别的学校可能四五栋建筑就足够了,为了与周围环境相适应,他只好打散了,设计出数十栋建筑。同样的设计费用,工作量却多了好几倍。“没办法,山先在那里,你是改造建筑还是改造山?”王澍笑问。

宁波历史博物馆是王澍单体设计体量最大的作品。博物馆位于宁波新的市中心,周围便是由国内一位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小曼哈顿”。王澍说,他想做的博物馆,就是要让普通老百姓知道,他们生活的城市曾经是什么样子。据说博物馆刚建时,甲方曾对着王澍怒吼:“在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小曼哈顿市中心,你做一个这么脏、这么旧的小博物馆,你什么意思啊?!”今天,这个样子古怪的博物馆,已成为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其外立面的瓦爿墙,借用了宁波地方特有的建筑技艺,这也成为王澍设计的个性化标志。

作为实验建筑师,王澍不仅对当前建筑乱象提出批评,更通过自己的作品提出解决的办法。王澍说,好的建筑师应该有一个长期坚持的思想,并且通过不同的建筑机会来表达。在他唯一的商业设计作品“垂直院宅”(钱江时代)里,王澍为每4户人家设计了一个公共活动区,类似于北方四合院,希望能借此打破城市邻里间的冷漠。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王澍设计了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窗户,走廊走向也稀奇古怪,他希望通过这种设计,让学生们有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有所发现、有所体悟。

近几年国内很多城市兴建超大型、超豪华的标志性建筑,包括一些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在中国的作品,王澍在理念上并不认同。王澍说,他至今没有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设计作品,更不会涉足什么标志性建筑。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王澍说:“希望我的获奖能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
 
文人王澍

“旧城改造时政府想拆,开发商想拆,住户也想拆,唯一想保护的,也就是我们这些文人。”

“在作为一个建筑师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这是王澍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生活中坚守的信条。

中国古代多的是四体不勤的文人,要么愤世嫉俗躲进自己的小天地,要么曲意逢迎与世俗同流合污。王澍特别欣赏的文人,是清代随园主人袁枚。袁枚35岁辞官后在南京购得一随氏废园,并不大兴土木,也不另赋新名,只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设围墙,向民众开放。袁枚园居50年,绝意仕进,著作立身,刻意与当时主流社会拉开距离,却树立了文人的另一种生活风范,真正影响了社会。王澍告诉记者,中国文人造园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人在园在,园子成了有生命的活物,这和今天房子建好后建筑师就掉头不管有着本质的区别。王澍认为,今天的建筑缺少园林的诗意与情趣,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文人与建筑的融合。

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大规模造城运动,这对建筑师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作为文人的王澍却痛心疾首。他甚至认为,全中国的旧建筑都到了要彻底保护的时候,要立即停止拆迁行为。王澍不仅反对所谓的“异地重建”,也反对将老建筑孤零零地设为博物馆。王澍觉得房子和人一样,要活着才有生机,因此他在设计南宋御街时,特意要求保留原住民。在南宋御街陈列馆,王澍特意给民间手工建造留下了一席之地,比如水泥砖墙夯造、木结构桥梁的搭建等。王澍说,这种手工制作方式在欧美已不可能做到,一是造价太高,二是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面对传统与现代、保护与拆迁的冲突,王澍有时也很无奈。王澍指着南宋御街一栋漂亮的老建筑告诉记者:“像住在这样房子里的人,早已不是当初的主人,他们对它其实没有什么感情。旧城改造时政府想拆,开发商想拆,住户也想拆,唯一想保护的,也就是我们这些文人。”

许多人都认为王澍运气好,每次都能遇到一个好甲方。中国美院也有不少人认为,没有院长许江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象山校区,也就没有王澍的今天。许江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对王澍的欣赏和钟爱,但他同时认为,象山校区的设计机会给了校内每一位教师,只有王澍作好了准备。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王澍时,他很自信地说,他为这个校区已准备了10年。以前的设计体量都很小,凭什么能驾驭这么大的校园?王澍以古人能画小景也能画出《千里江山图》为喻,给出的是一个文人式的回答:“我从来不以大小来衡量我的设计,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他们是做奢侈品的,我是做手工艺的。”和鸟巢、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等国外建筑大师的作品不同,王澍的作品大多是低造价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造价,大约是国内同类高校的一半、国外高校的1/10。许多建筑利用了大量废旧的砖瓦,墙面都不抹灰,地面、屋顶等都裸露着水泥,以致许多来此参观的人问学校:你们是不是没有钱了啊?王澍告诉记者,建设节约型校园是一个方面,同时他也想借此表达一种“贫寒的美学”,这也是中国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有钱。况且,光有钱又怎么样,不就是个暴发户吗?”王澍反问。

有人认为,王澍此次获得普利兹克奖,在某种意义上比获得诺贝尔奖更有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世界对中国本土建筑文化的认同。相对来说,文化上的认同比起科学研究上的认可要困难得多。王澍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但也不否认他的建筑里有普世价值的存在。“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王澍说。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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