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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老爹”庄俊,庚子赔款造就的建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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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生于上海的庄俊,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他早年考上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专攻建筑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华人建筑师。学成归国后,他以中方建筑师的身份协助美国人完成清华大学的规划与设计,并在洋商垄断的上海租界开办了第一所华人建筑事务所。他曾设计过唐山银行大楼、天津扶轮中学、海金城银行、慈淑大楼等一系列经典的建筑。在庄俊长达102年的生命流程中,除了对建筑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还先后与竺可桢、毛泽东、郭沫若等有过不同一般的交往,政务院分配给他的轿车牌号是“京00001”……
来源:档案春秋

作者:庄世焘
出处:《档案春秋》2010年 第四期

1888年生于上海的庄俊,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他早年考上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专攻建筑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华人建筑师。学成归国后,他以中方建筑师的身份协助美国人完成清华大学的规划与设计,并在洋商垄断的上海租界开办了第一所华人建筑事务所。他曾设计过唐山银行大楼、天津扶轮中学、海金城银行、慈淑大楼等一系列经典的建筑。在庄俊长达102年的生命流程中,除了对建筑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还先后与竺可桢、毛泽东、郭沫若等有过不同一般的交往,政务院分配给他的轿车牌号是“京00001”……

有着“建筑泰斗”美誉的建筑师庄俊先生是我的叔祖父,在家里,我称叔祖父为“老爹”。老爹生于1888年6月6日,故于1990年4月25日,享年102岁,今年是他老人家故世二十周年。

立志为“三房”争气

老爹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他的爷爷在宁波经商开店,当年他家的“庄源大酒行”在宁波颇有点名气。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境逐渐衰落。他父亲有兄弟三人,各称为大房、二房和三房。酒行由老爹大伯经营。老爹的父亲(我的曾祖父)为三房,为人忠厚老实,生有二子,即老爹和他的哥哥(我的亲祖父)。可惜曾祖父三十多岁就得痨病早逝,当时老爹还只是个五岁的孩子。我的亲祖父和我的父亲也都是三十多岁因患肺病而故(当年这种病是不治之症),我父亲去世时我还不到实足4岁,最小的妹妹才两个月。这以后,老爹一手担负起我母亲和三个孩子的全部生活,并把我接到上海复兴西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私寓,让我从小接受他的熏陶和教育,一直到他解放后离沪赴京。

上面说到老爹的父辈有“三房”(三兄弟)。分家以后,大房、二房霸占了家中全部财产,每月只给老爹和他的母亲(我的曾祖母)很少一点生活费。老爹小时候每次去领生活费时总要受到两个伯伯的白眼,受尽羞辱,因此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有出息,为他自己和母亲争气。

当年老爹和母亲住城外(现徐汇区大木桥路一带),上学却在老城厢内的敬业学堂(今敬业中学)。富家子弟路远的可坐人力车,他只能每天帮母亲干完家务后急急忙忙跑步上学,日复一日倒也练就了一付好身板。后来,他转到南洋中学读书,并在190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留学美国“伊利诺”

老爹求学的那个年代,正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变的时期。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败于日本之手,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朝野上下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不改革不能使中国富强。1898年由上而下发动了以改革各方面制度为目的的戊戌变法。尽管这场变法受历史的限制而中途夭折,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如提倡发展科学技术、创办科技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发展现代工业等进步主张是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西方列强力图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其中以美国在华开办教育事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美国以庚子赔款所创建。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参考列邦”,也开始重视有系统的理工教育,培养科技人员,在北京和各地开办了一系列的理工科学校。唐山路矿学堂(唐山交通大学前身)即为其中之一。这些学校经过认真的选拔考试,录取品学兼优的青年学生入学。老爹的求学年代正是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也为他发奋读书立志报国创造了机遇。

1909年,老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然而尴尬的是,由于家里穷困,靠母亲做小手工根本负担不起上海到唐山的盘缠。大房、二房不仅不借钱,还讽刺挖苦他,后来多亏有一个好心人借给老爹一百元,这个让老爹铭记一辈子的人也间接地改变了他的一生。

去唐山的路上,为了省钱,老爹途经北平城不住旅店,自带行李露宿在前门城墙下,饿了就吃烧饼充饥。就这样,他艰难地开始了大学生活。

1910年,他又考取了清华学校(后改为清华学堂)庚款留学生第二届预备班。同班的还有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人。老爹和竺可桢成了好朋友,两人的成绩始终列班级前茅。作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俩剪下盘在头上的辫子,一同远渡重洋,踏上了改变各自一生命运的留学之路。

美国著名的伊利诺(亦译伊利诺伊斯)大学第一次迎来了中国留学生:竺可桢进入伊利诺大学农学系,老爹进入建筑工程系学习。当时他的生活非常清贫,经常是两片面包加几粒花生米喝一杯白开水就算一顿饭。作为孝子,他总是节省下数额不多的奖学金,每月按时寄回给国内的母亲,长此以往,以致于同学们都误以为他国内有妻室,恋人也因此和他分手。

清华园的中方设计师

1914年,26岁的老爹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工程学士学位。当年,美国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西方教育。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政府要求由中国人来设计清华大学,而当时国内没有一个中国建筑师。当局就只得从留美学生中去寻觅,于是老爹就成了他们认定的唯一人选,清华校方急电将他召回国,聘为清华讲师兼驻校建筑师。老爹在美国人墨菲(Henry Murphy)主持下规划设计了清华的大礼堂、图书馆、工程馆、体育馆、游泳池和教职工宿舍。这些都是我国首批按照现代建筑科学技术建造的颇有影响的建筑。这批出现在20世纪初的西方古典式建筑,今天已成了清华的标志。我家有一只带花纹的黄色烟灰缸,是老爹送给我的,据说这正是当年工人们用建清华礼堂的大理石凿成送给他的纪念品。

那时的老爹还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过一段交往。清华图书馆建成时,校长请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毛泽东来参加落成典礼。典礼之后,老爹陪同来宾们参观新落成的图书馆,毛泽东问老爹这些大理石都是哪里产的,老爹答:都是从意大利运来的。毛泽东又问:难道不能用我们中国的汉白玉吗?老爹回答:当然可以,而且材质更好也更经济,但工程的决定权和经济权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那时的两个年轻人都很有感慨,谈得十分投机,在爱国热情上也产生了共鸣。

从1914年起的十年间,老爹除了建造清华园外,还在唐山、天津等地设计民用建筑,如唐山的银行大楼,天津扶轮中学等。这十年的时间,建筑师的学术价值和职业地位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和兴趣,在清华校园内也启发了一大批学子走上了学习建筑学的道路。作为清华建筑系教师,老爹以他深厚的学识和个人魅力在学生中享有相当高的威信,像梁思成、陈植这些后来闻名于世的建筑学名家,在清华求学时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老爹的教诲。

打破洋建筑师垄断

1923年秋,受清华委托,老爹率百余学子再度赴美交流,他也利用此机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后又到美国和欧洲各地考察建筑。

在国外考察期间,老爹想到当时的 中国,建筑界全由洋人把持。像自己这样受过正规建筑教育的中国人充其量只能给外国人当伙计。他决心回国后一定要闯出中国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中华民族争气。1924年,老爹辞去清华的职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上海。他排除种种困难,在租界开设了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建筑事务所——“庄俊建筑师事务所”,那年他36岁。他的第一项工程是坐落在江西中路汉口路的金城银行大楼(今交通银行),该楼于1926年建成。大楼的整体设计有章有法,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和20世纪初期的建筑水平。这栋建筑的竣工使世界相信,中国人也能设计现代化的、有高度建筑艺术含金量的大型建筑。在他的带动和鼓舞下,一大批由中国建筑师开设的事务所纷纷在上海崛起。其中比较有声誉的,有杨廷宝、关颂声的“基泰工程司”,赵深、陈植、童寓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等,他们的业务活动遍及我国沿海和内陆的各大中城市。

中国建筑师的崛起打破了洋商建筑师垄断国内建筑设计业务的局面。但是,在租界当局的歧视和干扰下,中国建筑师开展业务仍很困难。而且人多了,难免彼此想法各异,不能齐心协力地与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也不利于与洋商抗衡。针对这种情况,老爹于1927年发起成立了由数十名建筑师参加的“中国建筑师学会”,其宗旨为“团结建筑师,交流技术,维护建筑师的合法权利”。老爹当选为首任会长,以后又多次获选连任,还吸收学生会员,出版了刊物。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老爹为实现“学会”的宗旨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学会”订有“诫约”,内容有:不与同行争夺业务,不准不合理地降低设计公费,不得向任何方面收受额外费用等。这些“诫约”对于增强国内建筑师的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国内建筑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1925年至1938年是老爹的创作高峰期。他先后完成了济南、哈尔滨、大连、青岛、徐州等地交通银行的设计,以及上海中南银行、汉口大陆银行、南京盐业银行和上海、汉口的金城银行等项目。在上海,他的一些建筑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南京东路步行街第353号建筑,1933年竣工时名为“大陆商场”,后来叫“慈淑大楼”,文革时期改名为“东海大楼”,后再改名为“东海商都”。2007年该建筑整修后又改名为“353广场”。很多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栋随时代易名的老建筑大有来头,但未必知道它出自中国建筑名师——庄俊的设计。老爹曾多次不无感慨和自豪地对我说,在外滩商业圈,他率先和建筑界的外国人媲美抗衡,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建筑学功底,更需要炎黄子孙的爱国之情。他退休后还经常去南京东路“看望”他的慈淑大楼,并说,这么多年了,这大楼没有发生丝毫沉降,好多外国人设计的建筑都做不到这点。老爹留在上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上海妇孺医院(今长宁区妇幼保健院),交通大学总办公楼和体育馆,富民路古柏公寓,四川北路四行储蓄会(今虹口公寓)等。

政务院给他“00001”号专车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一些陷身于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选择暂时隐退。老爹此时亦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打交道。他说:“我宁可节衣缩食,决不同敌伪合污,”于是他暂停了建筑师事务所的业务,转而在大同大学和沪江大学夜校担任教学工作,在此期间他积极培养了一批青年建筑师,国内后来的许多有名建筑师都出自老爹门下。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发动全面内战,根本谈不上经济建设,再加上政治腐败,贪污横行,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开始从失望逐步发展到反对国民党。到解放前夕,少数人离开上海到港、台或海外,但绝大部分人对共产党逐步有所认识,坚持留在国内,迎接解放。老爹当时也处于这种状态。他1936年曾去过苏联,因此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有了一些朴素的认识。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上海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先后有两位好心的亲友先后邀请老爹夫妇随他们迁往香港或台湾,但都被老爹婉言辞谢。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央专程派人来到老爹的建筑事务所,请他去北京参加建设新首都的工作,他毅然结束了苦心经营二十五年之久的事务所,联合了一批建筑技术人员共五十余人开赴北京。他的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和嘉勉。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握住他的手勉励他:“为社会主义好好干!”

当时,国务院(那时叫政务院)配给他轿车的车牌号是“京一00001”,经常是车一停,就会有许多人前来围观。原来人家都误以为这是总理的座车。每次老爹对我回忆起此事都显得非常得意。在北京,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成为了他的好友,经常邀他共进午餐,商谈工作。

到京后,老爹被国务院委任为新中国第一个建筑单位——交通部华北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当时他已是六十开外了。1953年初,中央决定成立建筑工程部,该公司改组为中央建筑设计院(即后来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他仍任总工程师。他还参与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首都十大建筑的筹划设计工作。快七十岁那年,他回到了上海,仍然担任华东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我记得当时负责设计建造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的苏联专家多次慕名登门向他请教。他一直做到七十多岁才退休,退休后仍发挥余热著书立说。他在一部著作中这样写道:“一个老年人,把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给后代,不管这些知识和经验是精华还是糟粕,让后代人来吸收或批判,这是老年人对青年人的责任,也是青年人对老年人的希望。”

老爹为人忠厚正直,朴实谦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在中国建筑师学会的“诫约”中,他提倡职业道德,反对业务中的不正之风,而且始终身体力行。有一次,一位叫陶伯育的建筑营造商因受益于老爹,故拟送他一个皮统子,老爹诚恳地将礼物退回,并劝告陶伯育不可如此,使陶先生深受感动。老爹去世后,那位已成为香港名商的陶伯育恰巧从香港来到上海,听闻消息直接从机场驱车赶到龙华殡仪馆参加追悼会,并当场捐赠10万元,为建造“庄俊纪念馆”提供基金。陶伯育先生回忆当年与老爹合作的往事时说:庄老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但又非常善于与人合作。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建筑物的质量要求,这也是他在工作中追求的最高目标。

老爹在北京工作期间,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三、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历任上海市徐汇区第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家族的“基因”

我们庄家好几位长辈都英年早逝,但老爹身体始终很硬朗,是当年上海为数不多的百岁寿星(当年上海百岁老人仅12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体育运动,学生时代当过南洋中学学生体育 会会长。他酷爱长跑、跳高、游泳、足球、网球和攀高。他92岁时还坚持洗冷水浴,96岁高龄时能每天外出散步。上海华东医院曾专门为他作全面体检,探索他的长寿之道,并采集他的头发和指甲去研究。家中有一张他在美国密执安州参加大学生运动会跳高比赛的照片,在那张发黄的照片上,老爹正在用介于跨越式和剪式之间的独特跳高姿势(几十年后田径专家将这种姿势称为“半剪式”),越过足有一人高的横杆,还得了奖牌,这太令人惊叹了。要知道这是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人还留着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在国际上还被称为“东亚病夫”,而老爹已经在美国的竞技场上展示中国人的风采了。他还擅长撑杆跳高,可以过3,5米以上的横杆。当时国外也很少有人从事这项田径项目,在国内则根本没有,所以我想他这个成绩或可视为当年的全国记录。我自己在上大学期间是北京师大田径代表队成员,在新疆工作期间多年兼任业余体校田径教练,这可能和老爹的“基因”不无关系吧。

老人家对家人和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这也是那个年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他曾为子女写过这样的话:“我愿我的子孙后代,不分男女,都要树立勤劳刻苦的精神,舍己为群的风格,朝气蓬勃,保持气节,稳步前进,忠诚老实,为祖国服务,使我国成为最伟大、最富强的国家之一。”这是他对子孙后代的期望,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

1950年春,老爹出于爱国热忱,写信召回毕业于伊利诺大学并在美国从事建筑业的儿子,即我的堂叔庄涛声,要他投入祖国建设行列。当时,涛声堂叔在纽约的英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该事务所的建筑师阿尔文·英门(AlvinInman)很器重我堂叔,劝他留下来工作,而且请他转告老爹,邀请老爹夫妇来纽约定居,与英门合作,并表示愿将“英门建筑师事务所”改名为“英门·庄俊建筑师事务所”。老爹回信除了感谢英门的一片好意外,还谆谆告诫儿子:“新中国已经成立,你应尽快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堂叔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于1950年3月和其他二十几位在外留学的爱国知识分子,辗转奔波,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老爹已在北京工作,他对儿子的要求是一不留上海,二不留北京,要他先去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体验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堂叔就这样遵照老人家的意愿,选择了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新中国服务。

我小时候在老爹身边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受老爹的影响很深。1966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当年的“臭老九”直到1968年才被分配工作。我想献身于边疆的教育事业,但因为家中有些困难,所以有些犹豫,老爹得知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民给你的知识你应该还给人民,应该去报答人民,服务人民。我全力支持你去新疆,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做点事情。”就这样,我毫不迟疑地填写了三个毕业分配志愿:“新疆,新疆,新疆”(当时每个大学毕业生可填报三个分配志愿),打起背包去了新疆阿克苏地区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贫困小县乌什当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并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利用假期训练运动队、义务辅导学生学习,我曾经连续12年放弃探亲假没有回上海,这些也都得到了老爹的支持和赞许。可以说,老爹的人品始终在影响着我,所以即使在边疆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从来没有动摇过。

1985年9月22日,在祝贺庄俊从事建筑设计7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老爹被国家城乡建设部授予“建筑泰斗”的荣誉称号,他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建筑学专家。

1988年,是老爹的百岁寿辰。上海欧美同学会为他举行了百岁寿庆活动。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麦肯奇教授偕同夫人,特地来沪向他祝寿,并授予荣誉证书。

1990年4月25日,老爹走完了漫漫人生的最后一步。老爹的一生留下的不仅有他的建筑精品,还有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永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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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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