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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师吕彦直: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下)
吕彦直,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在短促的一生中,他为弘扬民族文化,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设计、监造的南京中山陵和由他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都是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型建筑组群,是我国近代建筑中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的代表作,在建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
来源:互联网

 

 

二、吕彦直与中山陵建设始末

2.4 奠基及第一期工程

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吕彦直和葬事筹备处委员杨杏佛、叶楚伧、陈去病、林业明一道前往南京,最后确定建陵位置。翌日中午,在中茅山坡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当场确定墓室、祭堂之准确方位、朝向。吕彦直返沪后即闭门谢客,全力投入工程详图的绘制工作中去。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工程正式动工,开始炸山填土。三月十二日为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于是日举行陵墓奠基典礼,参与者凡万余人。吕彦直忙于绘图,遂委托助手黄檀甫代为出席。

工程开始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进度十分缓慢。

首先是交通不便。中山陵所用石材,多采购自意大利、香港、苏州及青岛等地,运抵沪宁铁路下关站后,需经由市内火车(宁省铁路)转运至督署车站,再通过汽车运载出城。出城之后,道路更加不便,几经周折方能抵达施工现场。而当时的紫金山基本是一片荒山,为方便向工地运送建材,筹备处特筹资修筑墓道马路一条,由中茅山南坡直通钟汤路。为赶工期,这条马路的质量并不太好,路面仅铺石子而已。即便是这样一条粗简的临时道路,由于种种波折,也一直拖延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才最终修成。故而实际施工时,并无现成之马路可用,必须另铺木枋铁轨,以人力将物资运送上山,事倍功半。

其次,取自国外的陵墓建材(如进口自意大利之大理石,比利时之竹节钢,美国之钢制门窗等),在运抵上海后,都被海关征收了巨额关税。沪宁铁路局和宁省铁路局也乘机以“不办联运”、“枕木腐朽,不堪承重”为由,大肆勒索。此外,土豪劣绅动辄阻挠,散兵游勇不时骚扰,财货屡遭抢劫,工人也常被拉夫,这些都给给施工造成了很大困难。

另外,军阀孙传芳盘踞下的南京,时局动荡,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二六年十二月,短短一年半当中,南京军政当局五易其人,各人自有系统,导致交涉异常困难,监工委员人地两生,也不得不三番五次换人担任。人事上的欠安定,也是导致工程进展不顺的重要原因。

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葬事筹备委员来宁视察时,发现现场只有少数工人,主要材料也未运达,墓室及祭堂的基础工程皆未完成。筹备处经第四十次会议讨论后,于七月十九日致函吕彦直,告戒工期已近半,若不能克期竣工,将承担责任并受罚款处理。信中建议吕彦直聘请一名欧美毕业,经验丰富之工程师长期驻守工地,代表监工。吕彦直当时已身患疾病,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仍然往返跋涉于沪宁之间,至九月,病势加重,只得返回上海静养,委托黄檀甫代为处理工程事务,但依旧亲自掌管技术工作。在南京制作的图纸大样和建筑模型,都要送交他查验、审核。同时,由于发生了几起因建材不合格导致工程坏损的事件,更坚定了吕彦直亲力亲为的决心,自此一切建筑材料,都必须按照他规定的产地、厂家进货,另外还要抽取样品,经南洋大学试验,达到美国标准方才签字允许使用。如此一丝不苟的态度,不免引的姚新记连连发出“工程在宁,取决于沪”、“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实验出之”之类的抱怨。

2.5 吕氏之逝世、中山陵之竣工及奉安大典之举行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克复南京,四月十八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葬事筹备处亦于四月二十六日迁移至宁,三十日复增补蒋介石、伍朝枢、邓泽如、古应芬、吴铁城、陈群、杨铨等七人加入。

六月二十七日,吕彦直赶赴南京参加第四十八次筹备委员会议,商讨加快第一期工程进度方法,决定将未完工部分分五期赶办,争取至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前交付。另外,他还参与筹划了第二部工程招标以及开工事宜。

原本碑亭、陵门、大围墙、石牌楼、卫士室、休息室的建设都在第二期工程涵盖范围之内,后因所需资金难以到位,遂移作第三期工程,只把奉安前必须完成之基本工作(直达陵门之石阶、围墙下之石坡及墙角、祭堂平台前之拥壁、祭堂平台两侧之铺石面、挖土填土、水沟等之建设)作为第二期工程。(第三期工程在奉安大典举行之后,七月份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招标,上海馥记营造厂以规元银四十一万九千七百零六两承包,一九二九年八月底开工,三一年底正式完工。)

十月五日,葬事筹备处登报发布招标广告,要求在十月二十四日截止日前投递投标函,缴付保证金一千两,资格限定为曾经承造建筑工程一次在二十万两以上者。

招标结果,由上海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办,造价规元银二十六万八千零八十四两。工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动工,自此两项工程开始同时并举。由于此时国民政府已定都南京,故而较之前一阶段,无论是材料之运输,亦或工人之招集、资金之筹措都更为便捷,且除祭堂前钢筋混凝土拥壁之石铺面与石阶较精细外,其余工作均属粗工,所以第二期工程进展顺利,二九年春季即按时完工。

至于第一部工程,由于前期迁延太久,按期完工已不可能。一九二八年七月,葬事筹备处召集委员、建筑师和工程承包人召开联席会议商量赶工办法,吕彦直建议日夜轮番施工,获采纳。此后,吕彦直即日夜巡视工地,至一九二九年二月,墓室及祭堂已大体完工,而此时吕彦直已恶疾缠身,卧病不起。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吕彦直仍时时挂念中山陵工程,二月二十日,他还写信,催促姚新记一定要设法在三月九日前完成全部工程,以便在三月十二日奉安大典前验收交工(奉安大典后改至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举行)。可惜就在全部工程即将告竣之时,他却在三月十八日溘然长逝于上海古柏路五十五号家中。

四月三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了“继承吕建筑师工作案”,“承认用彦记事务所名义,继续执行总理陵墓工程建筑师任务”,“关于工作图样、工作说明书及放大比例与照实体大小各种详图之制备、材料之选定、工程之监督,以及解决工程上一切问题,均应由彦记之建筑师李锦沛负完全责任”。

五月中旬,吕彦直生前的好友与合作伙伴李锦沛、黄檀甫代表彦记事务所,会同家属代表与筹备处委员,共同完成了工程验收,至此,中山陵主体部分即告竣工。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孙中山灵寝专列从北平驶向南京,六月一日,中山陵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全国降半旗志哀,民众停止工作,肃立、静默三分钟志哀。
在一百零一响礼炮声中,一百零八名身着蓝衣的杠夫,抬着中山先生的灵柩走完他一生最后的行程。中午十二时整,孙中山灵榇安置于中山陵墓圹内,墓门关闭,大典结束,去世四年的孙中山先生,终于得以奉安南京。

自一九二五年受聘为总理陵墓建筑师至一九二九年病故,四年期间,吕彦直除承担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之设计,主持陵墓施工外,还积极参与了中山先生坐、卧像的招标及棺木的选定,牌坊、华表的设计甄选工作,并先后九次出席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会议(第十六、十七、十八、二十、四十八、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六、五十七次,筹备委员会自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共行会议六十九次),讨论议决部分工程项目、造价、招标及图样修改、施工进度等问题。国民政府以其勤于国事,功劳卓越,于同年六月十一日特向全国发布第四七二号褒扬令(他也是近代中国唯一获得政府褒奖的建筑师),全文如下:

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勋,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翌年,总理陵管会为吕彦直立纪念碑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之休息室内,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中山先生大理石卧像作者,捷克著名雕塑家高琪所刻),下半部则为于右任先生手书铭文:

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该碑于抗战期间遗落。

三、吕彦直其他作品与主要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

1.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建筑师学会

一九二四年起,吕彦直同庄俊、范文照、张光忻、巫振英、李锦沛、薛仲和等第一批学成归国的留洋建筑师共同筹备建立我国第一个建筑师学术团体,经三年准备,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正式发起成立了上海建筑师学会,以联络同业、组织团体、冀向社会贡献建筑事业为宗旨,致力于发展建筑师队伍,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庄俊任首任会长,吕彦直为副会长。第二年呈请国民政府工商部备案注册,使加入人员范围不断扩大,入会人员已不仅限于上海,因此改称“中国建筑师学会”,并设分会于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复又制定了《中国建筑师学会章程》、《建筑师业务规则》以及《中国建筑师学会公守诫约》。该学会后于一九三一年以融合东西建筑学之特长、发扬中国建筑物固有之色彩为宗旨,创办了《中国建筑》杂志。

2.筹立国立艺术大学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吕彦直参加大学院艺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筹设国立艺术大学,其组织预定为国画院、西画院、图案院、雕塑院和建筑院。

一九二八年五月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

3.担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

作为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在整个陵园的规划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决定扩大中山陵范围,将整个紫金山区划为总理纪念陵园,并在其间布置了一系列随葬墓地、兴建了遗族学校、建设了陵园新村、中央体育场、外交部郊球场等多处大型公共设施。吕彦直受国民政府聘请,担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参与了陵园景区的规划及廖仲恺、范鸿仙墓葬地点的选择。

4.对于城市规划的尝试

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推出了“首都建设计划”,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正式成立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聘请美籍工程师Goodrich为工程顾问, Murphy为建筑顾问,并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颁布“首都计划”(同期还公布了“大上海都市计划”,以上海为经济中心,以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在此期间,包括吕彦直在内的一批中国建筑师也怀着拳拳之心,为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献计献策。吕彦直本人在罹患绝症之后,仍旧于病榻之上,笔耕不辍,撰写了《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并绘制了“规划首都都市两区(即中央政府区、京市区)图案”以及“国民政府(含五院)建筑设计鸟瞰图”。虽然天不假年,他的很多规划设想没有来得及化作现实,但以中山陵为轫始,十年期间的南京涌现出了诸如国民党党史陈列馆、考试院办公楼等一大批“中国固有形式”的公署建筑、文化建筑、大学建筑和陵园纪念建筑,这些建筑不仅记载了那个时代“中国本位”思想支配下的社会生态,更为南京的城市面貌抹上了浓郁而独特的风采。

其他代表作品:

1.上海银行公会大楼

该建筑位于香港路五十九号,原为上海银行公会(由信威、中国通商、四明、浙江兴业等国内银行一九一八年发起组织的上海金融团体)所在地。据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安置于楼前的公示牌说明,建筑为东南建筑公司过养默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一九二五年竣工,古典主义风格。但如果查看现存于上海市城建档案馆的建筑图纸,在其中图签尚清晰完整的屋顶平面图上,能看到审批人吕彦直的签字,据此可以推测他是该项目的负责建筑师,或至少是重要的共同设计者

建筑物本身三层楼,平屋顶,门厅六根柱子,科林斯柱头,墙面隅石做法,檐部装饰丰富。

现为上海工商学院与上海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使用。

2.廖仲恺、何香凝墓

廖仲恺何香凝墓位于南京紫金山西峰磨盘山南麓,东毗明孝陵,西接古城墙,面朝前湖,背靠天堡城,环境优美。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遭反动分子暗杀后,国民党中执委即决定将其附葬于中山陵畔。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廖仲恺遗体由广州迁至南京安葬。三十七年后的同一天,何香凝病逝于北京,九月六日,郑重合葬。

墓园仍由吕彦直设计,主体结构类似中山陵,各部建筑如碑亭、石阙、平台、墓圹等自南向北、由低而高依次排列,贯穿于同一条中轴线上。陵墓范围凡二十余亩,墓道始自山下,分左右两股盘旋而上,中途筑有四对岗亭,过岗亭后,墓道交会于平台。平台上置有仿六朝式样华表一对,顶置辟邪,衬托陵门。谒陵者进入陵门,抬头便可看见位于正北缓坡上的墓包,墓之上半部呈半球形,高七点五米,直径九米,下半部八角形,周围环以二十四根水泥柱。墓前设石碑一座,高九点五米,宽两米,厚一米,碑文原为国民党主席林森所题“廖仲恺先生之墓”七字,何香凝归葬后,由其子廖承志改书“廖仲恺何香凝之墓”于其上,碑前排列石供桌,墓后为半月形石砌护壁。整个建筑群排列简洁明练,陵区松柏成行,肃穆庄严。

廖仲恺何香凝墓现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

中山纪念堂

中山纪念堂位于广州越秀山南麓东风路上,其址原为清代抚标箭道、督练公所,民国初年改为广东都军署,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以此处作为临时总统府,直至一九二二年军阀陈炯明叛变时遭摧毁。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此兴建中山纪念堂,并成立筹建委员会,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主持,广东省长陈铭枢、广州市长林云陔,建设厅长金曾澄以及冯祝万、李福林等人为委员,计划建筑费白银一百万两,由广东省政府每月筹措十万两,归国库支拨。

消息一经发布,广东各界群众和海外华侨纷纷慷慨解囊,高校学生也走上街头售卖遗像、徽章,进行募捐活动。

四月中旬,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登报悬奖征求建筑设计图样,五月评选揭晓,在一共二十八份方案中,评定吕彦直方案为首奖,杨锡宗为二等奖,范文照为三等奖。吕彦直的设计图案,在外形上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情趣,而在结构上则采用当时最新的营造技术,不惟华丽壮观,且能适应现代集会之需要,在国内堪称首创。

吕彦直在受聘主持纪念堂工程后,即延请了结构工程师李铿(清华学堂毕业,一九一六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冯宝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学士,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硕士)以及建筑师裘燮钧、葛宏夫、庄允昌、卓文扬等协同完成该项工作。

同年十一月,中山纪念堂正式招标,招标结果,上海馥记营造厂以造价九十二万八千零八十五两规元银中标承建。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始动工兴建,除总统府旧址外,拆除附近民房数百户,北至九龙街,南至粤秀街,东至莲塘街,均被拆平,拆迁工作共历时九月有余。

翌年年初设计详图完成,遂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正式举行了奠基礼。吕彦直逝世后,由李锦沛、黄檀甫代理主持工程建设。但由于政局动荡不安,接替李济深的广东省长陈济棠将每月拨款由十万元降为五万元,经费的不足影响了工程进度,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才告基本建成。由于工期拖长,承包商利润减少,后期工程十分草率。至揭幕时,建筑费已超支三分之一以上,总计耗用规元银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两。而原设计中的彩光电光管,冷气设备均未安装,四周环境布置,道路绿化,铸铁园墙和大门楼等亦无一完成。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才分别由香港宏益建筑公司和广州吴翘记营造厂负责补建了正面大门楼和意大利批荡,而铸铁园墙和冷气设备,则是五十年代以后才陆续建成安装的。

中山纪念堂建筑群包括门楼、纪念堂及东西耳房,占地共六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一万两千平方米,总体布局在采用对称式传统风格的同时,结合了西方先进的总平面设计手法,注重堂前庭院、草坪的设置,建筑形式则采用典型的仿古宫殿式做法。
门楼:门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面宽三间,进深一间,开有三个券门,中门较高,两侧稍低,上有三道屋宇,屋顶铺蓝色琉璃瓦,檐下施水泥制彩绘斗拱和额枋,并悬“中山纪念堂”横匾,外墙则贴以乳黄色面砖,墙裙用花岗石,作须弥座形式。
纪念堂:纪念堂为钢筋混凝土和悬臂钢梁架结构,平面八角形,自地面至屋顶高五十七米,长宽各七十一米,各层面积总和达八千七百余平米,安置有坐席四千六百零八个(首层堂座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廊座八百三十七个,二层楼座一千五百九十个),在当时是中国跨度最大的纪念性会场建筑。

除了规模宏大,中山纪念堂的结构也暗含巧思。大堂空间很大,连同挂楼共可容纳近四千七百位观众,但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却看不见一根柱子。实际上起着承重作用的八根立柱都隐藏在墙壁里(墙壁八角各厚五十公分,为混凝土剪力墙),支撑着四个跨度达三十米的钢桁架,这四个钢桁架相互成四十五度相交,在它们之上又安放着八个主桁架,从而构成一个八角形穹隆顶。顶盖以桁架为骨干,分三层砌就。最下层是云纹色彩的斜方格,中层镶嵌玻璃天窗,最上层则是一个乳黄色的弧形圆顶。光线能够通过大面积嵌花玻璃射入堂内,形成良好的自然采光。同时,由于不受柱子的限制,室内空间十分宽敞,分割利用也很灵活,不存在遮挡视线的问题。另外,两层的大堂内共设有楼梯六座,出入口十个,便于疏散,这也是设计者考虑周详之处。

纪念堂除结构独具匠心外,还非常讲究形式的古雅和色调的和谐。纪念堂的四面入口处均设柱式围廊,正面及两翼用重檐歇山顶,背面为歇山抱厦顶,簇拥着中央部分的八角攒尖顶,皆覆以蓝色琉璃瓦,瓦面分高低四层,每层飞檐出卷。在檐下施彩绘水泥斗拱和额枋,和门楼相一致。外墙为乳黄色泰山石砌筑,墙裙则为辽宁青石,须弥座台基和阶级用香港花岗石。廊柱为红色水磨石,堂内四周的墙壁上有斗拱和花板装饰,转角处有半圆朱红石柱,下配云石柱座。这些构件的成功组合,体现了符合传统审美情趣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会堂内外,随处可见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主题的各种文物。纪念堂檐下悬挂着先生手书“天下为公”横匾;室内舞台后墙中央则镶有先生浮雕头像和《总理遗嘱》刻石;堂前广场上矗立着尹积昌等人创作的孙中山先生全身像,基座上刻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铜像高五点五米,重近四吨。整个广场气势开阔,绿草如茵,苍松翠柏掩映其中,另有华表一对,十分庄严。

耳房:纪念堂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两层楼房,是其附属建筑,风格类同,为钢桁架结构,由李铿、冯宝龄等设计。
抗战初期,纪念堂一角曾为日机炸毁,以后日渐残漏。抗战胜利后,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在此向中国政府代表签字投降。建国后,广州市人民政府曾多次拨款维修。
中山纪念堂于一九六二年一月被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零年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建筑学会核定公布为全国近代优秀建筑单位,现为4A级风景区,全国文保单位。

中山纪念碑

中山纪念碑位于越秀山顶,坐北向南,循“百步梯”上攀四百九十八级方可登达。碑始建于一九二九年,建成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原名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由香港宏益公司负责建造。碑座平台上四周筑有石栏杆,南向有一圆拱门,经此可进入碑身。碑体通高三十七米,十二层,花岗石砌筑,成方锥形,向上渐小而尖,碑内有梯级可回旋至顶,第一、二层四面皆可凭栏俯瞰,二层以上,每层有窗可资眺望。基座上共有羊头石雕二十六个,象征羊城。石碑正面安置有长约七米、宽约四米的巨型花岗石,上刻吴子复题书《总理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几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山纪念碑与中山纪念堂同处于广州传统的城市中轴线上,前堂后碑,气势雄浑,成为近代广州的标志。

该碑于一九六二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影响与后世之评价

吕彦直英年早逝,也没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巨擘那样桃李满门,但他乐于提携后进,李锦沛、林克明等著名建筑师都曾与他合作项目,王秉忱也是受他的影响才改学建筑。另外,他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建筑师学会,热心筹立国立艺术大学,可惜天不假年,否则一定会为建筑界添加更多的神来之笔。

后世在评价这位传统复兴运动的先行者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奇才”。的确,当大江南北都在如火如荼地修建符合“中国传统式样”的新建筑时,他已不在人世,但这位开时代风气之先的拓荒者,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遗产!——中山陵,在这场建筑国粹化运动的伊始,就将这运动推到了最高潮。虽然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曾基于对保存传统官式做法的紧迫感,不满意于中山陵主体建筑的过度变革而批评吕彦直“对于中国旧法,无论在布局,构架,或详部上,实在缺乏了解,以至在权衡比例上有种种显著的错误”,但我们要认识到,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借用传统建筑语汇,为现代结构加披民族外衣的做法,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积极意义的,它在全社会激发起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为在近代化过程中保存建筑文化的传统血脉做出了贡献,这些,都不能以其做法“不完全合乎传统”的理由而轻率抹杀。

从一九二一年归国到一九二九年病逝,吕彦直的执业期不可谓不短暂,然而就在他流星般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却留给了我们关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回忆。与他同时或稍后,一幢幢美丽的建筑从杨廷宝、庄俊、董大酉等大师的手中诞生,这些作品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也确实不能说它们已尽善尽美,但它们记载着那个特定的时代老一辈学人为寻求传统建筑文化的新生而作出的孜孜探索。怎样让民族的建筑走向世界?怎样为祖先的遗产注入生机?大师们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只是倾注了他们毕生心血的那些建筑,安宁地伫立着,告诉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前路虽然漫漫,却值得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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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龙 等1人赞过
201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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