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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状态,每个环节的决定都很随意,谁有权利就按谁的时间表去进行.所有的人关心的都是表面的东西,你没出现,就说明你不重视,但他们并不关心实质上的设计过程与成果的关系,也不理解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员的矛盾斗争.@劉珩_doreen
来源:世界建筑

来源:《世界建筑》2007年10月 作者:黄文菁

关于南沙原创建筑工作室(NODE)

南沙原创建筑工作室(香港)正式成立于2004年初,目前以刘珩为主持建筑师,有来自内地、香港和德国的10人组成的设计团队,已完成和正在实施在南沙及内地的许多建设项目。多年来以南沙为根据地,开展着小规模的、数量不多的建筑创作和实践活动。

南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既是珠江三角洲地理的几何中心,亦是珠江出海口,东西两岸的必经之路,以及广州新版图中最南端的地区——水陆交界处。随着当下中国急速膨胀的城市化进程,南沙也正在以一个相对缓慢的速度逐渐完成由乡村到城市的变迁。我们的建筑创作正是在这种地理位置的确定性以及自然、社会构架的边缘性和不确定性并存的矛盾状态中进行的。一方面,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建设的巨大规模、数量和速度的压力下努力保持冷静和批判的立场。我们坚持对建筑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发展,例如场地、空间、材料和建造;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一种自律和清晰;同时亦在建筑理念和使用上探索其自身逻辑以及对跨领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以此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平台,进而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引发的都市、景观、市政、历史和文化等复杂问题和现象。我们的工作范围甚广,除了建筑以及延伸的室内空间设计,还包括了小家俱、灯饰,大至城市和区域规划的设计;同时亦涉及学术论坛的组织和艺术范畴的展览空间和装置设计。在参与当地文化和当代艺术活动中尝试有别于建筑的不同领域的互动性,以保持我们在自身领域的前瞻性和实验性。

NODE在这里理解为不同方向的向量——各种可能、各种趋势、各种事件文汇的结点。它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它自始至终都处于动态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中。作为独立的建筑实践南沙原创才刚刚起步,我们希望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运动状态中的兴奋和热情,投入到当代中国建造建筑的“革命”热潮中去。

黄文菁《以下简称WH》:你在独立实践之前在霍英东基金会的工作经验是什么样的?

刘珩《以下简称LH》:也像是个人工作室的运作。有项目进来,我出设计方案,做工作模型,有几个助手帮忙,不用考虑太多的经济因素。但没有什么分工合作之言,从头到尾一个人扛到施工完成。也许可以用个人英雄主义来形容这段时期的工作。只要你有精力,有责任心,在设计上就会有很多自由度。其实现在的工作状态还多多少少保留了这种方式。

WH:你们的工作室位于南沙——工作室的名字也直截了当地体现了这一点。南沙从地理位置上讲原本是边缘,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迅速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这样的不断变化中的环境对你的建筑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LH:南沙的转变其实不是快速,而是正在缓慢地完成从乡村到城市变化的地方。我常说,目前我们在南沙的实践更像是在建筑农场的耕作,今天出了图,明天就可以就地实施了,这很危险,这很容易失去大的目标,像是“建筑农民”。我希望设计场所与项目场地有一定的距离。这样可以保持想象的空间和一种批判的状态。如果没办法拉开这个距离,只能人为地去制造这个距离。这需要勇气。

WH:如果说南沙是边缘的话,当你在实践多年后选择读研究生的时候,你去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GSD可以说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气氛非常活跃的学术中心之一。你目前还在持续着哈佛与南沙之间频繁的迁徙,兼顾实践与学业。这样一种同时介于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中国、实践与学术之间的状态,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别的不说,你一定有过人的精力和适应能力吧!

LH:你所说的状态像是一种研究课题的说法,我没有想得太复杂。几年的实践到了一个阶段需要停下来想想,再拿一个学位,是想给自己一些学术的压力。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争做优秀生,因为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我去同时承担,尽力而为吧。最后这几个月不频繁迁徙了,主要停在波士顿写论文。我其实只能在一个时间段里做好一件事。这段时间事务所的项目,我只能给想法和草图,由事务所的同事去发展细节。但目前也有很多失控的时候,很困难。

目前中国的状态,每个环节的决定都很随意,谁有权利就按谁的时间表去进行。所有的人关心的都是表面的东西,你没出现,就说明你不重视,但他们并不关心实质上的设计过程与成果的关系,也不理解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员的矛盾斗争。所以目前由于不在现场,对项目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但很多事都有得有失,只能放在更长远的基础上考虑了。

我对地域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常常也因东方西方、此岸彼岸而迷失,有时自己更像是三明治中间的那片:对于我来说,两种之间的状态永远是最好、最理想的。但精力吗,现在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自己有限的精力。

WH:能不能简单谈一下工作室的设计哲学和工作方式?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建筑师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压力和众多不可预测条件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如何能够保证在每个项目里都有自己的研究和探索?作为“海归”的你,显然是在享受着中国建设热潮带来的机遇,但同时也面对着很多现实的局限,你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LH: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是我目前博士论文的研究也在尝试寻找答案。我想,无论外界的因素有多复杂,我们的应对方法应该是很简单的。否则会很被动,但这也不应是一种墨守成规的简单方法。我们的优势可能在于概念和想法,知道如何协调不同领域以成就一个设计概念。我觉得面临着时间和巨大项目尺度的压力,往往想法或是说直觉就显得格外重要,但这种直觉不是凭空捏造的,要靠平时的积累和研究,是理性的突发灵感。设计不过是把这种直觉清晰智慧地表达出来,仅此而已。研究更像是一种生活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每个项目中会多多少少很自然地呈现出来,但直觉和表达方式之间的探讨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断地反思,但永远都不会是一种答案。我想这才应该是建筑设计的精彩和本质之处。是我们份内的事。

此外面对很多现实的局限和众多不可预测的条件,我们希望学会份外的本事,保持比较变通的工作方法。所以应该说,不可预测和变数是一种压力,但也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和进入自己的领域,这未必是件坏事,也不代表妥协。这份外的本事有时最能体现建筑文化的中国特色,这也是很多“海归”和正规的国际事务所最难适应国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适当的运用也许可以把它变为积极的动力,当然也得有一个限度。

WH:你谈到在哈佛的研究关注的是中国在当前极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来和正在创造着的巨 型建设项目。能不能谈一下你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初衷,你的研究方法以及目前的进展情况?

LH:上面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我对此课题思考的简单版本。把原来很复杂、很庞大的一系列过程简化和压缩到了极端,不可思议。因为我不理解,所以想做专业版本的研究。我的课题案例是广州大学城,我本身对校园设计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当下这种没有节制的城市化发展现象。当一种重复单一性质和功能的项目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还是不是原来单一的总和这么简单,还是演变成其他的什么东西?规模效应最后给城市带来的是什么?一个建筑单体大到一种程度,原来的结构就必须做调整以适应新的规模要求;但一个“建筑”在个体上重复到一定规模,一个城市这样的规模什么东西会发生或调整,或者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调整。这些都是问题。我的研究方法是想把搅在一起的东西一件件再拆开,独立起来分析,看看最后是否有更好的组合方式和可能的结果。目前进展不太理想,很慢,还没有完全拆开。这是完全不同于建筑实践的思维,所以还在适应一种缓慢的思考过程,完全相反于当下在中国的设计速度。

WH:虽然我反对将女性建筑师单列出来讨论,好像因为是女性就被放入另外一套评判标准。但还是好奇,作为为数不多的独立实践的年轻女建筑师,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你觉得女建筑师会格外地辛苦吗?

LH:是,我也反对将女性建筑师单列出来讨论。这个问题应分为职业(专业)和性别两个层面去考虑。一方面,建筑师这种职业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另一方面,男人和女人对时间的使用是不同的,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但女性身后就未必幸运有这样支持她的男性,至少在时间上很难帮她分担。除了工作,生活也得完全自己打理,这意味着一个女性要花上两倍的时间才可能有与男士同样的生活质量。但人人只有24小时。正因为如此,才使不少女性建筑师必须在生活和专业上做出时间的取舍,最后能真正可以把建筑放在第一位的女性建筑师少之又少。正因为少,我才有性别层面上的优势;但我专业上没有同样的优势。

WH:你对工作室的未来有什么计划?

LH:做更多的房子,耐看的房子,有故事的房子。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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