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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朱晓佳,图:曾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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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8日,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建筑师,王澍、象山校区……都成了人们并不太了解却津津乐道的关键词。风头直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澍获奖一年后,这个“建筑界的最高奖项”对建筑师和中国建筑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现在有很多地方在邀请我。”王宝根咧嘴笑着,露出两排久经香烟烤炙的牙齿。

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见到王宝根的时候,这位工程项目经理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接到一些陌生来电——桂林的、福建的、安徽的,最多还是江浙的——都是想请他照猫画虎,去建几座“王澍那样的房子”。

王宝根没时间,他正忙着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二期工程——也是王澍的设计。他造“王澍的房子”已将近十年,可直到现在,那些“民间很难接受”的新式做法还是让他在施工时屡屡卡壳。以前他可以随时把王澍拉来开会解决,如今不行了——因为一年前那个他从没听过的“普利兹克奖”。

南方周末记者在象山校区的户外咖啡厅专访王澍时,王宝根趁着间隙过来递烟,说起在建的校园接待处,如果卫生间通水,“就会往下掉泥巴”。王澍告诉他:“等你有了十几二十个问题,你把它全部列成单子,我下周过来一次解决。”

这场三小时的采访还被另外打断四次:从扬州大学来参观的七八位建筑系学生激动地认出王澍,要求合影;建筑学院开会,院长王澍匆匆从象山南赶到象山北,发言5分钟后又匆匆赶回;一位德国汉学家在校方人员陪同下来和王澍打招呼;王澍的妻子陆文宇一路小跑,催他赶赴下一场会面——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徐小虎与他们约了午饭。

徐小虎八十多岁,研究中国绘画史,第一次看到象山校区时,她“感动得大哭”,陆文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说她在这些建筑里看到了宋代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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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月课,不如到工地待3天

王澍一切日程都由妻子陆文宇安排。

他们在杭州城北有套“自宅”。这套两室一厅是在1990年代分配,使用面积只有五十多平米。王澍在此营造了自己的第一个“园林”:八盏灯照射处,就是“八间不能住的房子”;阳台上的亭子独立起来,形成“园中之屋”;客厅中惟一一张大椅子,就是座“可以坐的建筑”;最大的那张工作台,毫不客气地拥有四个“斗拱”,像个真正的建筑那样。

“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也是王澍儿子的小名。王斗拱11岁,对自己这个奇怪的名字“再知道不过”。王澍曾带着斗拱去乡下调研,那次斗拱见到了斗拱。

普利兹克奖颁给王澍,有人觉得是个错误:应该颁给夫妻俩才对。王澍把这理解为“普利兹克的传统”——1991年罗伯特·文丘里获奖,人们也曾议论纷纷:文丘里的建筑事务所是与妻子丹尼斯·布朗一起成立的,他的主要设计,没有妻子的帮助几乎不可能。

王澍的“业余建筑工作室”也是和妻子在1997年一起成立的。在一篇叫做《业余的建筑》的文章里,王澍阐释“业余”:“强调一种建筑观是业余的,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自由比准则有更高的价值,并且乐于见到由于对信用扫地的权威的质疑所带来的一点小小的混乱。”

陆文宇曾在大型设计院做过十几年工程主持,对把图纸变成钢筋混凝土有着满腹经验,但王澍的建筑是“建筑教科书上从未有过的东西”:它要尝试没人试过的工艺,要让机械作业和传统木工、泥瓦手艺并存,要以“中国速度”完工,还要“坚定不移贯彻原本的设计意图”。

业余工作室只有六个人:王澍夫妇和王澍的四个弟子,他们通常要和一些大型设计院合作,来完成全部的施工图设计。

行内的规矩是,工作室做好设计方案,设计院配一套施工图,就动土开工了。陆文宇不放心,和设计院达成了“新规矩”:第一遍做好的施工图得拿回工作室补充、完善,再请设计院二次矫正,然后给回工作室最终检查、定案——别人只做一道的工序,“业余工作室”得做四道。

这套新规矩被王澍称为“变革的工作方式”,也让他“不可能的设计”变成可能:“很多人认为你有想法才了不起。其实整个工作方式、工作流程,早在思考之前,就决定了你的思想。”

陆文宇在中国美院教过砌筑课。她常把学生带到王宝根那儿“实践”。“王老师”会以“1977年的老党员”自居,先“很凶地”给学生上思想课:“父母花那么多钱让你们来读书不容易……”然后在施工现场演示,“学生上一个月课,不如到我这儿来学三天”。

“能劳动”是王澍和陆文宇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他想彻底变革中国的建筑教育,把美院毕业的学生,培养成动手制作比工学院更有感觉的“会思想的哲匠”——“而不仅仅是多一点审美上的补充”。

2006年,王澍夫妇带四个弟子和三个工匠去威尼斯参加建筑双年展,天天早出晚归,花十三天,搭了五千根竹子、八万片瓦,终于把瓦从0米铺到3.6米高的竹架上,整整800平方米。作品“瓦园”沿对角线折下,有断桥曲折通向最高处。王澍是几个人里“体力最不好的”,就天天来回四五个小时从中餐馆往场地运盒饭;陆文宇去得晚,一到现场就挽起袖子上了脚手架。

“都说中国文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就想把这个传统给打破了。”王澍说。现在这片“瓦园”,就在象山校区建筑的楼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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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们的话语体系

王澍最终没等到“下周”,见完徐小虎,他跑了趟工地,给王宝根解决“掉泥巴”的问题。

“大的工程,你一周来一次工地,单子上有几十到上百个问题等着你。”王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做大工程,他得在工地上挨个点地转,后面跟着一群人,等他拿主意——主意得现场拿定:“要等上三天,工人都停工了”;还得恰如其分:“既要能体现我对待事物的态度,还要适合工人的施工技术和工法。”

整个1990年代,王澍几乎天天混在建筑工地里,了解“技术和工法”。从早8点呆到晚12点,研究各种细节:“材料是怎么进来的?进来时是什么状态?怎么加工?怎么和别的材料叠加?”他也和工友们闲聊,“熟悉他们的话语体系”。

主意拿定了,工友们常递给王澍一根烟,再递上一根粉笔,王澍就蹲在地上画做法图——“要画得工人一看就明白”:这层是混凝土,这层是灰,灰上面是什么,转角处要怎么样。边画,边吞云吐雾,边和工友讨论——十年前的聊天经验照样用得上。

有时工人还是拿不准。象山一期工程刚开工,工人们砌“乱石墙”,怎么都达不到要求,搞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到底灰要抹到什么程度、墙要砌成什么纹理?王澍说:“试。”

先按工人们的理解砌,不对了重来,如此往复,终于有一天,有个工人问他:“是不是就跟我们村里做的那种一样?”王澍高兴坏了:“嗳,你找着感觉了。”

二期砌“瓦爿墙”(用碎旧瓦片混合砖块砌成的墙)——这后来成为王澍建筑的标志,砌筑的方式变化了,嵌入各种回收材料(比如灰砖、碎瓦、红缸)组成的墙面纹路还是不理想,继续“试”。工人为此花了十几天,在工地边建了二十多个1∶1的墙,3米高,6米长。有些墙面完全是工人的自由发挥。赶在动工前,王澍终于找到了一个中意的——要是拖到工程启动后,“每天都得算钱”。

“我的方法很笨,就是试。”王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从小就“笨”,五年级时,对门一个话剧导演送他一本宋拓本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他一摹十年,直到大学毕业。这样“试材料”,“别说我们这么大的工作量,一般的设计单位根本不做这件事”。

感谢“别人的嘴巴”

整个下午都是王澍的工作时间。象山二期工程以后,王澍的项目是对外保密的,连他的上司、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获奖让王澍不得不面对更多应酬,但也让他“比以前安静”:“以前大家对会有很多疑问,现在很多人没这个疑问了。”

疑问从王澍初涉建筑业时就开始了。1990年,王澍接手浙江美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大礼堂的改造项目。美院想把这座1930年代的礼堂改造成大画廊。按流行方式,这些古董要么封存不用,要么“修旧如旧”。这都不是王澍想要的,“原本真实的建筑,你把它修一遍,过去的痕迹都消失了,这是作假”。

他想要一个“活的建筑”——按自身的规律演变,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最终建成的中国美院国际画廊,王澍把大礼堂完整地保存下来,未加任何修饰。画廊则被嵌在这个礼堂的内部——他在大房子里修了另一个房子。画廊和礼堂之间,留了大概一米的间隙。

还有一个月竣工的时候,时任浙美的领导去了趟礼堂,在现场勃然大怒:“拆掉!”王澍急匆匆奔到礼堂来。“可能刚开始做,他还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快做完的时候他看出来了。”王澍得意地笑着。

他劝服当时的领导:“这东西花了很多钱,拆了可惜。首届西湖艺术节马上开幕了,这儿要做主会场,现在拆了再重修也来不及。不如等造好了,听听大家反映再说。”

可直到西湖艺术节开幕前,都没几个人说这建筑的好话,“连美术家们都不能理解:太奇怪了,这是什么东西?”王澍被这个工程累得要死,做完后到西安休息了一周。

回到杭州,开幕式已经结束了。王澍在学校碰上画廊负责人,对方远远跟他拱手:“谢谢你。”第一次办国际艺术节,主办方请了许多世界级画廊的艺术指导过来。这些人进了礼堂啧啧称奇:他们没想到,这个中国画廊跟欧洲画廊不差什么。最后艺术节上被订出的画,数量远远超出主办方的想象。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那之前,浙美最多有30%的人可以理解我的感受,70%的人坚决反对。外国人一夸,就发生了逆转。70%的人表示他们完全理解我在做什么,还有30%的人没想通。”王澍说,“可见对所谓创新,人们的判断还是缺乏自信的。”

逆转不止一次。2004年,象山一期工程竣工,那些楼宇被外界乃至一些师生称为“最难看的建筑”。二期竣工后,更有些建筑使人走进去就迷路,有人看着高低不平的窗户“心里七上八下”。刚到学校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找那座“进得去,出不来”的建筑,结果一进去很快就跑出来了,失望至极。“孩子们要奇观,但在那里办公过日子的人有时会有不同看法。”许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象山二期工程也已委托给王澍设计,尽管许江自己喜欢,但面对这些“最难看建筑”,他还是为难了。无奈中,许江把张永和、刘家琨这些建筑界的腕儿请来,开了个中国实验建筑师研讨会,“用他们的嘴巴来解释王澍这些建筑是有道理的”。

仅仅两年以后,杭州市举办了一次生活品质总点评发布会,王澍当选了当年的“时尚人物”。颁奖礼就在王澍设计的“最难看的8号楼”里举行。那是王澍获得的、由这座城市颁发的最早的奖。

那时,许江曾在学校里碰到绿城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宋卫平。他正带着绿城的设计师参观象山,自己对着一堆人眉飞色舞地讲解着。但象山设计当然没有直接转化为绿城的商品:“他还是得盖卖得出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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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巴上的中国

获得普利兹克奖后,这些“最难看建筑”连同宁波美术馆、钱江时代,作为王澍的代表建筑,一再为人称道。但后两者曾差点没建成。

宁波美术馆动工前曾拖了很久。原因之一是王澍在美术馆前做了类似于大院落的空间。“这是规划部门很不接受的,”王澍说,“他们觉得公共建筑前一定要有大广场。”王澍找到宁波市当时管城建的领导,他点了头。规划局长站在一边,对领导说:“你接受了,我还得再想三天,我还没想通。”

宁波博物馆也遇到过麻烦,甲方希望王澍把房子建高一点,“我又没限制你,干嘛做这么低?”但解决得也快,高度毕竟没有大广场重要。

王澍至今对宁波允许自己在博物馆那么大的项目上采用“脏材料”——那些有着唐宋元明清历史痕迹的瓦爿——感到惊讶。但宁波市政府显然对这些瓦爿上了瘾:2009年上海世博会,他们指定王澍用这些材料建造“宁波滕头案例馆”。

钱江时代是王澍接手过的惟一一单高层商业住宅设计。尽管在他看来,房地产开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破坏”,但作为建筑师,要想“不跟社会脱节”,他就无法回避这种“占到90%多的中国城市主体面貌”建筑。他想试试,还有没有不一样的做法。

他恰好认识这么一个有点文艺青年的开发商。但文艺青年也不会随便烧钱。王澍想在摩天住宅里,让六七户人共用一个院落,恢复邻里生活;给每户都能留出前院后院,让住在二十多层楼上的人也能种树种菜。对于开发商来说,这太“奢侈”了。

王澍和文艺青年唠叨了两年,终于有天,文艺青年豁出去了:我比别人多花三分之一的钱造房子,那我能卖到4500块一平米吗——那是2000年前后,钱江新城的房屋均价,不过3500块。王澍后来拿出设计方案给他,文艺青年左看右看,叫道:“不行,我得卖到5000块!”

但王澍自己对钱江时代并不满意。最终的房子里只有一半人家拥有院落。更重要的是,王澍想在整个钱江时代小区里恢复旧时的“城市”,他设计了两层高密度的居住群落,群落中有小巷子,没围墙,完全开放。文艺青年最终没敢采纳他的想法:“房子肯定卖不出去了。”

这让王澍感慨:“人们的观念变化很快。中国人除了在嘴巴上还知道有中国,在具体的生活里,中国这个概念已经被遗忘了。”

观念变得快的另一个例证是,他早年设计、改造的那些建筑都陆续被拆了,包括那座令外国人惊诧的大礼堂画廊:“大家其实不太搞得清楚有什么东西需要坚持。”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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