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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居之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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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居置身于中国社会演化的巨茧之中,所涉及的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住宅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居住产业转型等等诸多问题均有待在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来源:冯果川

文字来源:筑博设计 2009-02-05

茧是昆虫幼虫在化蛹前包围身体的外皮,它们大部分由丝组成,昆虫在其中化蛹,等待着长出翅膀飞向天空的那天。中国人居置身于中国社会演化的巨茧之中,所涉及的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住宅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居住产业转型等等诸多问题均有待在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逐步解决。本期《中国人居》以一期杂志之力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择其重点,对其脉络与动力机制进行一次梳理。

旧茧新生:人居的历史演化
Reborn of Chrysali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 Housing


 建筑是社会组织的空间方式:寺庙属于宗教、皇宫属于王权、公共空间属于民族和国家,而在现代社会中与我们直接相关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建筑形式,即住宅。住宅既是家庭的空间聚落形态,又是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是权力实践的空间。中国的住宅演化是与中国国家、社会和家庭演化的历史相互平行的。

封建社会的“家国同构”使得住宅成为了分散的权力机器:空间以墙体围合的院落进行同构,而空间的组织则符合于封建礼制。我们可以将“家园”拆解为“家”与“园”,或者将“宅院”拆解为“宅”与“院”。居住空间的秩序实现着对三纲五常的模仿,在“宅”之中客厅、正房、厢房之间的空间关系,实际上是伦常之中的权力等级关系。公共空间内在于家庭院落,家庭由此成为传统价值延续和权力规训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居住空间后方的院落,在中国被称作“后花园”。这里是欲望得以施展的空间,是天人沟通、耳语游戏的场所。于是“家园”成为儒家入世与道法自然的一体化场所,用以实现社会传统价值训诫与自我欲望的统一。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中国单个的家庭被肢解,变成了传统价值寄生的空间。此时的个人从家庭中被分离出来,而被编入了“单位”的体系。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都跟随着单位的计划性而进行,住宅作为单位福利的一部分,依据单位的级别和个人的资历进行分配。属于单个家庭的院落消失了,大杂院、宿舍楼建构起集体式的邻里关系。住宅是仅仅提供居住功能的机器,其他的功能则由以单位为核心建设的食堂、澡堂、幼儿园、医院等等公共空间提供,同时将个体生活暴露在公共的监视之中。1980年之后,住房体制改革成为了改革的重点之一,但是进展迟缓。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住宅商品化才作为拉动内需的主要举措全面铺开。住宅终于从单位福利之中摇身变为了商品,成为了资产和价值的载体。单位大院的崩溃改变了人们对住宅的想象,取而代之的是以价位高低构筑起的景观式的封闭小区。消费时代的美丽新生活是资本准入式的:人们所购买的住宅产品由区位、朝向、户型、景观、物管、车位、小区配套设施等消费点组成。家庭被瞬间和随机地重组,邻里关系转而成为彼此陌生的业主们之间的重新熟悉。在重组的社区中,如果要保护个人利益,依旧需要公共性来保障,居住社区于是成为了建构社会公共性的又一契机。

正如姜珺在《中国住宅:集体价值的稀释与再造》中所言:“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家庭也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被解构和重组的过程,中国住宅也因这一内在关系的演变而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成为中国人集体命运的物证。”通过此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居住方式转化的社会与政治脉络。王迪的作品《红色住宅》则以凝视中的方式,记录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房在当下的图景。

抽丝剥茧:土地双轨制
Inside the Chrysalis: Dual-systems of Land

    “万丈高楼平地起”,土地是中国人居问题的基础,也是要害。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抽丝剥茧,使我们得以从经济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人居的问题:这是中国人居困境的根源,而住房改革的深入也没法绕过土地所有制。

1991年,全国土地市场开始建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推进,土地也成为了主要的空间生产资料。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启动之时就被过度地赋予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界定被各地方政府推演到极致并演变为畸形的增长模式。在现行体制下,由土地产生的资产性收益和大部分税费基本上归地方政府所有,这使得地方政府热衷于批租土地,依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以获得GDP的收益。而目前的土地出让制度又把70年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地转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则将这笔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从而抬高了住房的售价。拿地是房地产开发的首要步骤,而地产商利润的不同,实际上取决于通过土地双轨制获得的土地成本的不同。

1949年之后,并没有完全取消私人对土地的这个权利,地契依旧有效。到了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样一来,土地所有制就只有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住房和土地的所有权被分离开来,以往私有住房底下的土地所有权悄无声息地不见了。在法律上两种所有制下的土地具有平等的地位,但是我们从“修建于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建筑不得交易”这一规定上就可以看出,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是二等公民。理直气壮的是国有土地,而唯唯诺诺说不清楚的是集体土地。农民对土地只有耕作权和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的土地也不能自行买卖,在城市化过程中只能统一由政府征用,政府在支付农民少量征地补偿费后,则可以高价将土地卖掉,这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的剥削。集体所有制下土地权利的不完整,使得这一制度下的土地在权益模糊之中充满了灰色地带。在中国城市化不断向农村蔓延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在集体的名义下被剥夺,而农民们又不能像城市人口那样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施行不久的“新农村建设”在各地已经演化为城市化深入农村的一场假唱,农村土地的核心依旧是经济利益,而农民们也依旧位于社会的最底层。

在《居住模式的单一缘于土地制度》中,黄伟文针对目前的土地双轨制所造成的人居模式以及城市的单一,与我们的采访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深圳人居状况发展和“土木再生”深入地震灾区所了解的农村人居情况做了生动的论述。冯果川的文章《普通居住之镜的两侧:违章建筑与商品房》则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剖析,对违章建筑与合法的商品住宅的镜像关系进行了分析。违章建筑的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制所带来的权益不完善,“违章”是利益博弈的空间方式:“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土地被征用,生活没有出路的农民只能在自己保留的宅基地上建房通过收租度日,这是政府与村民间的博弈平衡。一方面政府低价的获得了农村土地,将村民的宅基地集中设置,成为城市中的‘孤岛’,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对于‘孤岛’内村民的建设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这里就成为违章建筑疯长的地带”。

作茧自缚:社会住房
Get Caught in Chrysalis: Social Housing

    自1995年安居工程以来,经历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阶段,中国的社会住房建设在社会阶层加速分化的十余年中,始终差强人意。这一状况直接缘于制度设计的失误:本应由政府解决的保障性住房交予市场实施,而当交由政府负责的时候,资金又大部分由各级地方财政承担。于是一方面“应保尽保”的口号满天飞,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噼啪作响地拨着小九九。“居者有其屋”如同中国社会住房的梦呓,饱受各界诟病。

回溯社会住房的发源,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一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一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的社会住房,是为了让低廉的劳动力能够在城市中生活下去,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逻辑。当穷困工人越来越多地在城市聚居的时候,传染病、火灾、治安等隐患都将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本身的安全和发展。而工人们病了则无法工作,赤贫也无法好好工作,于是政府与社会团体开始为穷人修建社会住房。而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住房则遵循着理想主义的道路:大家居住在集体空间内,共同劳动与生活,享受着无差别的财富。以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于1825年建设的新协和村为起点,乌托邦式的社会住房伴随着一战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德国、奥地利与前苏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实践,并最终在社会主义阵营以福利居住的方式得以实现。

在目前金融危机的经济形势下,建构基本生活的重要性更加地凸显出来。季瑾的《社会住宅在目前经济形势下的角色》一文,梳理了社会住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建设社会住房的必要性和在金融危机之中建设社会住房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朱举东的《保障性住房与过冬》,分析了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迟缓的原因,进而对目前政府提出了三年投入9千亿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冬”举措进行了评述。都市实践提供了具有代表意义的案例《土楼公舍》。在建筑上“土楼公舍”是一件优秀的作品,这一新型廉租公寓楼以福建土楼为原型设计,并且是都市实践深圳城中村低收入住宅研究的继续。然而当它以“万汇楼”之名在广州万科的四季花城落成之后,因为地处偏远,并没有引来低收入者享受这一“廉租”。实际的租用者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看中的是建筑设计和生活方式的别致,它最终在使用中成为白领后备军们体验别样生活形态的场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徐浪与汪维在上海和广东实地调研后的《阶级的住宅》一文,该文阐述了曾经的社会住宅人群在商品社会是如何被分化,并筛出新的当代居住人群的。

茧中梦蝶:现实与未来
From Chrysalis to Butterfly: Reality & Future

    “普天之下,莫非地产;率土之滨,莫非楼盘。”这成为了当下中国人居在城市之中的现实。生活并非是为了人们的幸福而着想的,而是社会生产体系的需要。这样的生产体系以媒体、空间和物品作为中介,将人们塑型为合格的消费者。住宅产业在现实之中通过空间和文化的生产,从观念和体验两个方面对民众进行包抄。最重要的产品甚至不是住宅,而是标准消费者和居住文化的生产。由此,消费社会的居住成为了日常幸福生活之梦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率攀升到45%的今天,农村的人居状况依然堪忧。水源和卫生条件是农村人居改善的关键,而在居住形态上对城市的模仿正逐步替代着传统的建筑方式。在汶川地震灾区,以砖砌或混凝土的新房替代垮塌旧居是村民们的普遍认识。

冯原精彩的评论《在房产的前前后后》以“地产的金山、风格的周期、居住的舞台、失落的权益”为主题,智慧而批判地剖析了中国人居背后的现实:“中产阶级不假思索地去做,用大把的银子换来房产和汽车。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在你我他的私产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如果缺少某种可靠的体制来保障这个公共领域的资源配置,那么你的私产,实质上仍是个无用的东西。”马宏杰的摄影作品《家当》则直白甚至残酷地展示出中国人居现状的多元分化。

中国人居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处于时代拐点的中国期待着“市民社会”到来的时候,能否在住宅产业化和居住社区这两个方面有所建树?苏运升、杨扬、江家旸合作的《中国式人居》以专业的分析和精致的图解,从积极的一面,对物权细分、交互设计、住宅产业化的创新式人居未来进行了勾画。

上述的政治与历史、经济与土地所有制、社会住宅、现实与未来四段,即我们在编辑此期《中国人居》过程中组织内容的大致结构。在编辑的过程中,冯果川、嗯工作室与罗媛共同编写了关键词,穿插于各页面之间。这一期没有将个体的人居状态作为重点,而是以白小刺的作品集《我住在这里》作为旁注,个体的微小,也是中国人居现状的一层隐喻。而出现在边条中的书籍、剪报则是为了给读者朋友们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与链接。

哪怕幸福生活只是一个幻象,我们还是期待着中国人居破茧而出的那天,因为那时应该会真的有了“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和谐,我们也从“小康”又迈向了“大同”的新时代。

 

201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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