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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珩:行走在建筑师与艺术家之间——艺术展作品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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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一开始,就注定了建筑师应具备的双重身份——艺术家和营造师。这双重身份始终贯穿建筑设计实现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然而,承担同等的两个角色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愿意作出的选择,更多的人是在平衡这两个角色。@劉珩_doreen
来源:新建筑

来源:《新建筑》2006年2月 作者:刘珩

摘要:从建筑一开始,就注定了建筑师应具备的双重身份——艺术家和营造师。这双重身份始终贯穿建筑设计实现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建筑实践的先锋性和实验性需要建筑师在建筑想象和现实的平衡之间找到可以突破的可能性。在当下的中国,为了随时应付无备而来又要随即出手的项目,希望有一种更加有效、更加短暂的训练方法使建筑师在这一过程中维系建筑想象力。参与艺术展即是其中一种。

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在他那本著名的《建筑十书》里就阐明过,除了安全作为基本条件外,建筑既要实用,也要美观。这句话明确定义了建筑的双重性。纯粹美观可能只是艺术或哲学范畴里的事情;有了实用,就带来了社会性的一面,反映了人的需要和时尚,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建筑设计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必然性。所谓的“形而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形而上学”(metaphysics),希腊语里最初解释为“在物理学后”(after physics),用以指称亚里斯多德的一部著作,后来又有“在物理学之外”的意思。这个理论在于研究事物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本原问题,对我来说已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在这篇文章里,我对形而上的理解完全取于字面的理解——与实体(objects)保持一定距离关于思想(ideas)的思考过程,没有占有任何物质空间的虚体;而“形而下”自然是“上”的反面——思想向实体转化的物质性的问题。

建筑本质就具备了这两个特性,从根本上说是“想”《think》与“造”《make》的事情。“想”是设计的思想阶段:对功能、对场地直觉的判断,甚至是感性的思考,还包括了把这种思考转换为直观的表现形式的各种可能性的研究探讨;这是建筑师设计个性和视觉想象力展现最充分的阶段。这个阶段充满了自我实现的理想,接近于艺术家的自由创作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对建筑的想象近乎于完美,不能掺有任何杂质,更不容得有任何的变数;“造”指的是当设计转向实施阶段,建筑师又是一个营造师和组织者,完成一个设计想象从非物质性向物质性、抽象向具象过程的转换。这又表现了建筑师社会性的一面,是建筑师与当地实践环境和建筑产业之间发生的事情。有自我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社会性的角色。正如字典里所解释的一样:建筑师是执行建筑设计与工程监督等的高级技术人员。经过了单一的设计过程,建筑师随即进入了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阶段:从业主到制造商,并通过并置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决定,移向一个既似既定又似未知的目标。

从建筑一开始,就注定了建筑师应具备的双重身份——艺术家和营造师。这双重身份始终贯穿建筑设计实现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然而,承担同等的两个角色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愿意作出的选择,更多的人是在平衡这两个角色。勒•柯布西耶,这位在人们眼里有着大观念、大理想的大师就宁愿把细节,特别是实现部分全权交给他的堂弟去处理。他缺乏兴趣和能量去发展这种建造知识,因为这些知识需要与许多建造人员保持很密切关系才能获得。他需要关心的是在观念和政治层面上关于建造的科学理性;而另一位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则表现出很不同的态度。他选择了近乎于等距的位置,努力使自己设计阶段的成果通过积极介入施工生产过程,尽量被当时当地的施工水平所吸收和消化从而得到充分实现。他关心的不仅是设计的观念问题,而且也包括了实现这些设计观念的营造问题。后者往往占据了建筑师实现过程的90%精力。

两位大师之所以要在两个角色之间做不同轻重的选择,我想是因为他们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操作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或者保持建筑的先锋性,在技术上或理念上找寻突破以求超越时代或自身产业的局限性。虽然我总以为这种轻重的选择有时带有偶然性,因为每个建筑师迈出的第一步都不尽相同,但它的必然性在于建筑师的实践始终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理念。就像勒•柯布西耶,无论当时他如何怀着青年布尔什维克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投身于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如何幻想最先进的建造技术手段,他依然要面对二三十年代西方依然落后的建造产业。他需要在建筑想象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建筑实践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就在于它总能找到可以突破的可能性。

在西方建筑师的眼里。今天的中国是建筑观念的实验天堂,营造现实的地狱。建筑师不得不在经济和社会变革而运生的大量机会与建筑体制不规范和整体产业的技术局限性之间不断寻找自己的实践空间和立场,思考与营造的差距以及建筑师作为艺术家和营造师的双重身份在今天中国实践的特殊环境里反映出来的可能比起勒•柯布西耶所处的时代反差更加惊人。这种极端自由和极端束缚的并存,使得站在先锋行列的建筑师们的实践状态如同在炼狱里一般。

我希望有一种更加有效、更加短暂的训练方法使我们随时应付无备而来又要随即出手的项目,在这一来一去的过程中仍能维系我们的建筑想象力。参与艺术展便成了我其中一种带有自娱性的训练方法,如:2001广州“虚拟未来”当代艺术展,展场设计“对称的幻影”;2001成都双年展,展场设计;2002韩国光州双年展,展区设计“广东快车”;2002上海双年展——“营造都市”,装置作品:“拥挤”;2003威尼斯双年展,装置作品“废弃”等。

1 展场设计:“对称的幻影”,2001广州“虚拟未来”当代艺术展

快乐是一件事。我从未仔细想过Future(未来),是因为我尚未体会到快乐和Future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做过一个梦,从中得到无穷的快感,醒来时在想:“如果Future有一天真的这样发生了……”按梦中一模一式的程序再重新想象了一次,却发现快感的质量大打折扣。这样“Future”就成了个问题,既然得不到同样的快感,我亦无法使自己在清醒的时间想着Future。

如果我在清醒的时候也能体验到“不切实际的快乐”,便能解决上面关于快乐和Future关系的问题。这需要换个体系去寻找,时间和空间便成了另一个问题。

从小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忠实崇拜者,精神上我一直徘徊于他那扭曲变形的时空坐标里;通常,离开旧金山飞回香港,我总是乘坐周六近午夜的飞机,到了香港已是星期一清晨,这正如从香港回美国总是在同一日子起飞和降落一样是不可思议的“现实”。地球是圆的,简单的一条国际变更线便使Future(将来时)和过去(过去时)产生了互换。看来体系是可以自己设置的,“Future”如果用“虚拟的快乐”来定义,可能更加贴切。只要能获得这“虚拟的快乐”,任何事都可以是Future的。

然而,再把Future放回自己线性的时空体系里,它又成了灾难。“虚拟的快乐”当然是美好的,但真要等到50年后那刻的虚拟成为现实,我的人生也即将到了尽头,已没有能力去体验那刻的快乐,还有什么快乐可言?想到这点,Future可真的无法再谈下去了。

2 装置作品:“拥挤”,2002上海双年展——“营造都市”

尺寸:730 cm(宽) × 730 cm(长) × 730 cm(高)的空间
地面:不锈钢镜面嵌入原方格状地面
天花:新木格嵌入原方格状天花
空间:依然不变

尝试用材料及其建构过程使一个空间的“空”保持不变,但它的空间尺度已在建构过程中因材料的介入而发生了改变。这是一次对普通材料和极限观念关系的很有效的探讨,同时也没有像建造过程存在那样的风险。在上海美术馆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尝试利用场地内的天花(天窗或假天窗)和地面创造一个无障碍的空间。这里两维的天花和地面虽然没有围合,但人们通过在有镜面的地面上任意走动和观察,不经意中却产生了视觉的障碍空间。镜子这中介物,使真实(the real)和虚像(the fake)两个不同的“世界”纳入了同一个现实的空间范畴。“同时去占领一个地方”这种“进行时”状态,也许是当今中国都市营造一种典型而又自然的发展模式。考虑哪一个是“真实的”,可能会令人头痛,真实的都市本来就是矛盾的,只有通过产生了错觉才能构筑都市真实感觉的现实性。

3 装置作品:“废弃”,2003成尼斯双年展

装置尺寸:240 cm(宽)× 420 cm(长) × 360cm(高)
地面:70%反射玻璃,于钢筋、石子和模板倒出成品之上
墙:钢筋,再由绿色建筑网围合
天花:建筑网围合成的录像屏幕(背投),投影机置于屋面板之下

废置的采石场和烂尾楼是珠三角都市化突飞猛进过程中两个极端及直接相关的人造产物,也是近来我一直很关注的现象。原材料的开发、运输、利用和因污染、破坏自然而被勒令遗弃的同时,大都市对建筑物的需求量亦在大幅度的增加。而筑造房屋一个最重要的建筑材料便是混凝土(砼)+钢筋=钢筋混凝土(砼)。(成品)混凝土=原材料(水+沙+碎石)+胶合剂(水泥)。原材料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移植”在建筑物上面筑成都市环境的另一景观。很多时候由于各种原因被人遗弃而又一次成为“污染”。

我的方案是对原材料(raw material)转化为终极产品—建筑物过程的再回收,希望通过我的录像和装,去展现这个滑猎的“污染”转移的不可逆过程,作为我在这个不可回避的都市化进程中的思考片段一一个都市的片段或是一个被都市化的片段。

4 展场设计:“《周末画报》展览”,2005深圳建筑筑双年展

(1)设计概念:媒体城市。后网络年代,采用“集群技术”成为一种存在的媒体的面貌。作为IT术语,集群技术是新兴起的一项高性能计算技术。它是将一组相互独立的计算机通过高速的通信网络而组成的一个单一的计算机系统,并以单一系统的模式加以管理。其出发点是提供高可靠性、可扩充性和抗灾难性。如果把“集群技术”引申为城市媒体上的引用,即编辑部不是唯一的服务器,它把编辑的智慧分散到各个“服务器”上去,形成庞大而专属性强的媒体网络。此次展场设计通过艺术装置与网络原距离视频的表现形式,来演示一个集群化的媒体是如何处理与消化中国五座大城市的精神与资讯。

①城市处理器City CPU(装置):我们把媒体的功能视为一个高效运转的处理器,无限延伸它的能力。由《周末画报》卷成的仿数据管线从天花板上垂下,纷繁复杂地连接至位于展台中央的一组数据处理器装置中。以幻灯片的形式把电脑飞速运算的数字效果投射于墙上。同时搭配以音效。

②城市地图City Map(平面设计):城市就是媒体,媒体就是城市。我们生活于海量媒体信息构造的巨型城市中。由《周末画报》封面、版面构造成的巨幅模拟城市地图。媒体的面相与构造成为城市的肌理。

③城市眼City Spy(视频装置):最让人兴奋的城市是那处从不让人期待着有什么东西发生,却意外圈出来。现代传播集团布设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与香港五个编辑部以及城市上空的摄像头在同一瞬间纪录城市的面貌,同时,通过对编辑部的内部监控,让身处媒体之外的参观者可以看到一个城市媒体是如何工作的。

④周末画报•普鲁斯特•城市英雄 Modern Weekly\Proust\City Heros(摄影):《周末画报》的一个品牌栏目:“普鲁斯特问卷”,以26个环环相扣的问题检验它所遇见的城市英雄,并以集群方式产生力量,精英人士涉及商业、艺术、建筑、设计、音乐等多个界别,在他们的肖像中,《周末画报》作为一个媒体符号存在物员光般若陇若现。

(2)空间组成。一张几乎可以无限长的新闻稿纸被挤压在一个有限的7.2m × 7.2m空间里。被挤压后的稿纸间隔距离从最小的30cm到120cm不等。

远看的新闻稿纸是朦胧的北京、上海、香港、广州和深圳的混沌的城市轮廓线或卫星图,近看则发现这些城市轮廓线是一块块小方色格组成,这一块块小方色格演义为一幅幅的《周末画报》多年的封面;一张张《周末画报》的媒体英雄人物。

几只监测眼spying eyes放置于外墙或内隔墙上:一只看到同时被“看”自己;一只看到同时被“看”的其他角落的其他人(由监控视频装置完成)。一只看到另一空间正在放映的新闻报道(由120 × 120小型电视机完成);新闻报道不 断被切换,不同城市,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而这些属于私人的观察空间里处处充满着从角落里发出的城市时大时小的喧嚣嗓音……

外似平静规整的方盒子里面却到处埋伏着不安和危机。

(3)平面和剖面。平面以30cm×30cm为基本模数,人体通过距离作为“展示墙”的间隔依据,如60cm、90cm及120cm,如果装有监测眼(spying eyes)的部位,间隔距离只有30cm。

出于对艺术家状态的迷恋,我发现我们的工作领域的确在扩展:除了建筑,都市设计和规划,还有艺术,展示空间设计,偶尔还有家具和灯具设计;无论如何,我还能称自己是建筑师,自始至终都是在“想”和“造”之间徘徊。我只是偶尔在建筑边缘的领域里找寻短暂的甚至另类的快感。这种快感能使我暂时忘却自身建筑实现过程的痛楚,也使对这种煎熬和坚持过程的容忍显得有一丝的意义。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建筑能够丰富生活的阅历和改善生活的质量。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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