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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与建筑理论: 为建筑师写的入门(下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西方建筑理论中出现了一个称为“现象学”或“存在主义— 现象学”的学派。它以哲学中的一个流派——现象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为建筑理论家提供了一种更真实地描述环境以及诠释其意义的方法。
来源:彭怒,支文军,戴春编《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108-30 页

巴区拉的研究由许多对特定幻想所做的描述及存在主义的诠释所组成。有些是他自己的幻想,但大多数摘录自诗歌和小说。这些材料按激起幻想的不同事物像住宅、抽屉、窝、以 及壳等等组织成多组(章)。在每组中,围绕中心事物的一个个具体的文学意象像行云流水一样逐个展现,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例如在“角落”这章中,巴区拉先后描述了作为一个孤独之家的角落,离开角落时体会到的自立成人之感,在角落里的白日梦,对天花 裂缝里的生活的幻想,以及由直线及曲线形成的不同角落[1] 。在对每组文学意象的讨论中, 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有关该中心事物的原型或通用于各意象的诠释,而在于展现对该事物的丰富而微妙的多样理解。

巴区拉在文学意象中所发掘出的各种环境象征意义可能没有如伊里亚德那样被普遍理解,但巴区拉在日常世界中创造性地抓拍的众多画面,在建筑界中激发了崭新的思想方法及设计概念。

(三)系统的建筑理论

本节中的各项研究综合采用了直接以及间接的体验。

1.布诺弗的“生活空间”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没有对空间以及日常环境做系统的阐述。因此笔者发现不能不讨论海德格尔的学生德国哲学家 O.F.布诺弗(Bollnow)的《生活空间》 (1961)一书,因为它在将海德格尔的经典概念转化为建筑师能用的空间理论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惜在英文文献中只有该书的一篇缩写。)布诺弗的研究无疑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空间及诠释法的大框架之内的,但布诺弗解读了人的更具体的日常行为,读者因此更容易理解他的理论。布诺 弗同时还对人类环境行为形式的存在意义做出了几项原创的发现。他按他对存在空间的理解建造了一个明确易懂的概念体系——“生活空间(lived space)”。 他的著作感觉敏锐又不失哲学的严谨,是哲学现象学与建筑理论之间最好的一座桥梁。

布诺弗首先用一个看上去很像笛卡尔坐标体系的模型来演示他的生活空间,但这个模型中的所有元素实际上均含有深刻的存在意义。该模型中的原点是人的“家”而不是他的身体所在。这暗示了在海德格尔漂浮的存在空间外面还有一个更稳定的空间体系,因此与梅洛—庞蒂的空间概念相似[2] 。一根垂直轴穿过原点,代表了人通常是直立的姿态。上下左右均有不同的存在意义。垂直轴同时穿过一个将生活空间分成天空与大地的水平面[3] 。通过建造自 己的家,人在混沌的空间中分出了一个内部空间及其周围的外部空间。 内部空间给人以保护与人在大地上的立脚点,外部空间则可以用“宽广” 、 “陌生” 、及“距离” (分别指更大的物质尺度、潜在的危险、及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机会)这三个特点来描述[4] 。布诺弗指出人的 存在的一个基本结构:

如果他为了躲避外部世界的危险而把自己锁在家中,他将憔悴消瘦;……他必须走进世界去处理他的事务,去实现他在生活中的角色。正因为生活是在内部与外部空间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的,安全与危险均属于人,他同时需要生活空间中的两个部分 [5] 。

图 2 存在空间的结构(按拉尔夫的理解)。(来源:Relph, Edward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 21.)
人通过筑“路”来打开并组织外部空间。同时,他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安排他的生活空间, 因此外部空间是由具有不同特点的“地区”组成的。布诺弗进一步描述了生活距离的概念, 而这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演示了生活空间的许多尺度都是相对的,受人的存在所制约的[6] 。

2.诺伯格—舒尔茨的“存在空间”与“地方精神”

在他的《存在,空间与建筑》(1971)以及《地方精神》(1979)里,挪威建筑理论家克 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每本书中各提出了一个环境概念的体系。在第一本书中,诺伯格—舒尔茨界定了他的“存在空间”是“一个较稳定的感觉模式系统”[7] 。所谓模式(schema)是一系列拓扑结构(不依靠特定尺寸,角度及曲直线表达的几何结构) ,它们源自先天的心理模式(gestalt)并组织我们的日常世界(类似梅洛—庞蒂的“感觉意识”)[8] 。根据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理论,“存在空间” 的模式由中心、方向与地区这三个元素组成。根据布诺弗,美国城市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及其他人的理论,这些模式表现在地理、风景、城市、住宅以及东西这五个层面上。 诺伯格—舒尔茨讨论了大量的建筑与城市环境来证明建筑空间实际上不过是“存在空间的具体体现”[9] 。

诺伯格—舒尔茨创立他的体系的途径与其说是现象学的,毋宁说是推理的。他的存在空 间与布诺弗的生活空间(顺及海德格尔的存在空间)基本相同。他也没有讲清如何可以通过混合海德格尔与皮亚杰的理论来让他的“稳定的”模式带上存在意义。但不管如何,本书第一次将现象学家的空间概念引入了建筑界。

在他的第二本书中,诺伯格—舒尔茨提出了“地方精神”这一概念体系。他首先介绍了 “建筑现象学”的总体架构[10] 。他把“地方”定义为“具体事物的总和„„。在一起它们形成了一种‘环境特征’,即地方的本质”[11] 。为了调查一个地方,他首先从以下五个方面观察该地方的现象:东西、东西之间的秩序、感情特征、光线、以及生活节奏。然后,他提出用两个体系来从不同角度描述环境现象。第一个体系有关一个地方的空间结构,就是上述的“存 在空间”。第二个体系用来描述一个地方的“环境特征”或“地方精神”。 诺伯格—舒尔茨建议了四种地方精神的类别:浪漫的地方(形式多变)、宇宙般的地方(形式单一)、古典的地方(不同个别秩序之间清晰的接合)、及合成的地方(上三种类型的复合)[12] 。为了演示以上这套“建筑现象学”, 诺伯格—舒尔茨对布拉格、喀士穆、罗马这三个城市的自然及人工环境做了很好的现象学观察。

如果读者想把诺伯格—舒尔茨的复杂体系当作方法来使用的话,它们将更可能成为障碍。因为在现象面前我们心中有越多的指导原则,现象本身就离我们越远。如果我们把他的概念看作是他对地方本质的个人诠释,他的结论似乎需要更多的现象观察及本质还原。读者还会质疑形式的变化程度是否在许多地方的现象中有那么大的份量。 由于执着于每项研究最后必须以一套理论收尾,西方建筑界中的有些“现象学”研究往往太急于提出硬造的或肤浅的概念。

3.拉尔夫的“地方”

加拿大地理学家爱德华·拉尔夫在他的《地方与无地方感》(1976)中也对“地方”这一现象做了系统的调查。他首先调查了各式各样的空间概念,它们是形成地方概念的来龙去 脉。从眼前的空间到抽象空间这一连串概念系列中,他发现存在空间与他的地方概念最接近[13] 。在考察了各种关于地方本质的定义后,拉尔夫总结到:“地方的本质在居民大多是不自觉的意向之中,该意向将地方确定为人的存在的基本中心”[14] 。他然后分析了各种“内部感” 与“外部感”及相关图片,它们在一起确定了各种类型的地方特征[15] 。他讨论了两种生活模式:真实的与不真实的,它们解答了为什么有些环境有地方感,而另一些没有。

到此为止,拉尔夫的论述基本上还停留在评论及比较现有理论的层面上。但此后他终于进行了一个相当好的现象学研究,对象涉及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形成的地方,以及没有地方感的环境。通过对一系列类型的研判,他描述了包括从欧洲古镇到迪士尼乐园之类主题公园的各种场所给他的体验。他的敏锐观察揭示了不少如何创造地方感的新鲜经验。例如,一个采用标准设计的工人住宅区,会因居民与环境长期的实用互动(如晾衣,加建等等)而逐渐产生了地方感。反过来,一些精心制作的仿古建筑(里面是变电所)却始终使人觉得虚假。后者对我国的建筑实践特别有启发。读者可由此总结出,地方感来自环境形式对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一反映可以是设计出来的,也可以通过居住自然而然地产生。

不过, 与其他建筑学者的同类著作相似,拉尔夫的理论也有滥用哲学概念之嫌。例如, 他明知海德格尔说的“真实性”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可能模式[16] ,但仍没有免于误用这个术语, 比如将不真实性等同于“国际式酒店”和活动住房营地。金伯莉·道维(Kimberly Dovey) 指出这是因为拉尔夫把“真实性”误解为物质环境的固有性质[17] 。正如郑时龄院士对意大利锡耶纳的市政厅广场(建于中世纪)及在形式上模仿它的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广场(建于 1960 年代)所做的比较中指出,由于两地居民使用各自广场的方式不同,它们给人的体验是完全不可比的[18] 。但如不考虑拉尔夫的术语的哲学原意,本书中的现象学描述自有其独立的价值。

4.布卢默/摩尔的“身体意象”

在他们的《身体,记忆与建筑》(1977)中,美国建筑学者肯特·布卢默(Kent Bloomer) 与著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提出“身体意象 (body-image)”这一理论来诠释建筑形式的基本意义。身体意象是我们感觉我们自己身体时通常用的心理模式(gestalt),它们包括边界(身体是有边界的),标志物/空洞(如我们感到心脏是身体内的一个标志物,而大脑是空洞),坐标(如上/下),及等级(身体各部被感到的重要性不一)。布卢默/摩尔认为身体意象与世界有这样一个关系:

生活中的所有体验,特别是三维空间中对运动及定居的感受,是建立在永远伴随我们的独特身体形式之上的 [19]  。

人的体内世界的结构 ……被用做 ……组织我们周围空间的唯一的 , 人的出发点 [20]  。

布卢默/摩尔用了许多例子来演示他们的理论:一栋住宅的基本取向与我们身体的直立状态相似,住宅的外立面类似身体的边界[21] ,城市街区中的广场或庭院象征了我们身体内的空洞等等[22] 。他们的身体意象理论与梅洛—庞蒂的概念非常接近。虽然他们用身体意象对建筑所做的某些解读有待验证,但另一些是对环境体验与联想的很好的现象学描述。 后者自有它们独立于身体意象理论以外的价值。

5.阿普尔顿的“有视野的庇护所”

英国园林理论家杰伊·阿普尔顿(Jay Appleton)在他的《风景的体验》(1975)中部分采用了现象学式的观察方法。在该书中他提出:我们对风景的美学体验是建立在我们被遗忘了的生存需求上的。“因为看见他人同时不被他人看见的能力是满足许多这些需求的一个步骤,能起到此作用的环境成为一个能立即给人以美学享受的源泉。 ”[23]  因此,这类环境的物质形式中存在着“视野”与“庇护”这两种象征意义之间的平衡。当然,以上这些论点与现象学无关。但是,在以后的各章中,阿普尔顿描述了一系列典型的风景画面,分别给人以视野、庇护、或危害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是感觉敏锐而又清晰的现象学描述与诠释。例如,阿普尔顿描述了通向桥的路或山顶上的塔这两个现象,它们都使人强烈地期待着远处的未知景观[24] 。同样,他报告了林中农舍以及晚景中的暗影这两个现象,解读出了它们对庇护的象征[25] 。 所有这些描述是作者本人对真实的风景或绘画、照片、小说及诗歌中景色的体验。阿普尔顿的著作不仅深刻地观察了大量常被人忽视的现象,同时也演示了应如何在环境研究中使用现象学的方法。

图 3 象征“视野”及“庇护”的典型风景形式。(来源:Appleton, Jay.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6, p. 78.)

6.希斯—埃文森的“建筑原型”

诺伯格—舒尔茨在建立了他的建筑现象学的大构架后,曾说到以后需要的是继续用现象学方法对建筑元素做研究。他的学生,挪威建筑学者托马斯·希斯—埃文森(Thomas Thiis-Evensen)的《建筑中的原型》(1987)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一本 以人的存在为标尺来诠释各个建筑元素的意义的“词典”,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形式语言,我们可超越个人或文化界限而立即理解它”[26] 。

希斯—埃文森把所有的建筑元素分成“地板”、“墙”、与“屋顶”三大类。要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并不关心混凝土墙或砖墙这些构造上的意义,而是按每类建筑元素在给人庇护中所起的作用,或在创造“内部”与“外部”时扮演的角色来分类的。所以他所谓的地板包括楼梯,墙包括门窗,屋顶包括天花。希斯—埃文森随后逐个考察了这三大类中各种几何形状及材质上的典型实例或“原型(archetype)”,比如在屋顶类中列举了平天花、穹顶天花、镜面天花等等。他按照每个原型给人在“运动”、“重量” 、及“材质”三个向度上的感觉,或“存在上的表情”来诠释一个原型的存在意义[27] 。他的讨论深入到像窗框窗台这类建筑细节的象征意义。比如,他描绘了宽而平缓的楼梯与窄而陡的楼梯给人的不同感受,前者意味着欢迎与随和,后者则提示了楼梯上端的空间的特殊性与神秘感[28] 。

图 4 楼梯的运动“表情”的四个尺度。(来源:Thiis-Evensen, Thomas. Archetypes in Architecture.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2.)

希斯—埃文森对各种原型的解读可能没有拉尔夫或阿普尔顿那么有趣或新鲜,但他的研究是该学派近年来最好的著作之一。他 的最大贡献是把建筑现象学扭回到建筑师们所关心的问题上,结束了该学派中满足于咀嚼哲学术语的状态。这不仅纠正了学风同时也启动了该学派真正原创的研究。其次,他的调查全面而系统,增强了其可信度与实用性。最后,他对建筑细节的象征意义的关注更是西方建筑理论中罕见的。

(四)笔者对现象学的应用

笔者过去的建筑现象学研究均着眼于应用,特别是对我国建筑问题的应用。1980 年代 我国建筑学界为如何继承传统而发生论战。许多人反对新的设计惟妙惟肖地“形似”古建筑, 但对究竟应如何来实现所谓的“神似”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神”最后还是要体现在某种形上的。“传统的本质——中国传统建筑的十三个特点”(1989)一文针对该问题,试图用现象学的描述法来提炼出所谓的传统建筑(指今天仍可见到的遗产)的基本形式结构与意境, 在此基础上再用其他方法分析它们背后的社会文化经济原因,以便建筑师们可以根据它们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否仍有生命力来决定是否及如何使用它们。为了便于读者对笔者的体验进行胡塞尔式的验证或自行探索更多的特点,该文中详细叙述了所采用的现象学观察及还原法,并列出了主要的现象学参考书目[29] 。
笔者此后发表的对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德里克·费里尼影片的研究,解读了费里尼作品中常见的回忆、梦、及幻觉场景中的鲜明环境结构(1991)[30] 。“天壤之别:东西方古典园林中的共同意义”(1992)运用布诺弗的外部空间三特点的理论(见上文)来诠释园林的超越文化的基本意义—一个对外部世界剔除其危险后的模仿品,并指出了中西园林中许多外表完全不同的事物其实含有相同的存在意义,如“小中见大”是两个园林系统共同追求的目标, 而湖石与修剪成奇形怪状的灌木都是为了强调园林的“陌生感”[31] 。“真实性的缺失:当代中国建筑诠释”(1995)则运用海德格尔有关“不真实存在”的论述并借鉴了拉尔夫的研究, 对世纪之交的我国新建筑做了诠释与评价[32] 。

五、结语

自从被引入西方建筑界后,建筑理论家的武库里多了一个严格的研究方法,它至少在方法论上与逻辑推理、实证法、或文献考据等享有同等合法的地位。这使得大家可以名正言顺地讨论感情、幻觉等等而不必担心被人攻击为降低学术标准。其次,这一学派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技术、几何构成、或传统建筑语言外还存在着更为基本的形式来源——形式的存在意义。部分著作的调查结果甚至给建筑师提示了可以直接应用到设计中的环境意象。虽 然无法把哪几个当代建筑师或某种风格完全归属于现象学派,但这种思想方法已经渗入了许多设计者的思考过程中。特别是“地方精神”这个概念,已融入西方流行文化。

现象学派建筑理论的影响在 1970—1980 年代的西方达到高潮。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 在建筑设计界中的影响没有再像过去那么明显,但在理论界仍不断有一些专书及论文发表[33] 。笔者认为这一变化不是因为现象学学派“太主观”[34] 或“没有方法”[35] 。关键还是在于本文引言中列举的三个研究实践上的错误:

(1)一些建筑理论作者未搞清所引哲学的大构架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宣讲个别哲学术语, 有时还搅拌进从其他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引来的概念,结果越讲越让建筑师糊涂。尤其是国内所用哲学术语多为中译,没有搞清原意的读者如再望“文”生义,结果会非常可笑,例如多年前读到某作者说马克思也说过“栖居”,所以海徳格尔的理论无独有偶云云。这个问题可以依靠严格执行基本的学术规则来解决,希望本文能在其中起一点作用。

(2)一些建筑理论家们把现象学看作自说自话的特许证,结果他们的研究无法被建筑师理解以及应用。这 些作者不了解现象学的诞生原本就是为了把主观体验提升到与科学实验数据一样可以被公共交流、检验的素材。海德格尔虽被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批评为“神 秘主义的糊涂虫”[36] ,但与东方哲学传统相比,他的论述方式仍然是在西方理性主义范畴内的。按胡塞尔的步骤完成一个现象学观察,更是艰苦的大脑体操而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谈。对 于不愿受此拘束的建筑理论研究者来说,倒不如不要提现象学,径直做一个传统的艺术评论家常做的个人内省式研究。

(3)不少现象学派的建筑理论仅仅停留在介绍哲学术语或重复哲学家的“建筑理论” 上,没有运用哲学理论针对今天的建筑实践做原创性发展。西方用现象学来研究环境并得出新鲜成果的几部著作,作者反而多是建筑界以外的学者。这反映出建筑理论界中一个根本的问题,部分研究者喜欢把每个新建筑理论看成是借用正风行的哲学或心理学概念来“闲谈” 建筑的机会,而不是一种帮助建筑师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这类脱离实践的理论游戏不仅在建筑史上总是短命的,它也很像海德格尔哲学中所描述的不真实存在的模式之一——“idle talk”[37] 。

以上这三个研究实践上的错误在我国建筑理论界中表现得比在西方更严重。这首先是因为我国文化传统中理性思维先天不足,使我们一看到“诗情画意”式的叙说就趋之若骛,而对同为其组成部分的一大套理性架构却装做没看见。其次是因为我国知识阶层习惯的自我精英化及对实践的轻视,使研究者们常把哲学理论当作自我陶醉炫耀而非解决建筑问题的工具。最后是因为近年来我国人文学术界因缺乏稳定经济基础,在学术研究中产生了不求甚解 的肤浅习气。只有在摆脱这些从宏观到微观的干扰后,现象学理论才能有效地为我们的建筑设计及研究服务。

 

文中注释

[1]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p. 136-147.
[2] Merleau-Ponty, p. 286.
[3]
[4] Bollnow, pp. 181-182.
[5] Bollnow, p. 182.
[6] Bollnow, pp. 184-186.
[7] Norberg-Schulz, C. 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aeger, 1971, p. 17.
[8] Norberg-Schulz, 1971, pp. 17-18.
[9] Norberg-Schulz, 1971, p. 37.
[10] Norberg-Schulz, C. Genius Loci: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1980, p. 5.
[11] Norberg-Schulz, 1980, pp. 6-8.
[12] Norberg-Schulz, 1980, pp. 42-48, 69-79.
[13] Relph, Edward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 8.
[14] Relph, 1976, p. 43.
[15] Relph, 1976, pp. 49, 61.
[16] Heidegger, 1962, p. 68.
[17] Seamon and Mugerauer, 1985, pp. 46-48.
[18] 郑时龄.“建筑空间的场所体验.”载《现象学与建筑》. 苏州:现象学与建筑研讨会, 2008, p. 98.
[19] Bloomer, K. & C.W. Moore. 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7.
[20] Bloomer & Moore, p. 77.
[21] Bloomer & Moore, p. 47.
[22] Bloomer & Moore, p. 79.
[23] Appleton, Jay.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5, p. 73.
[24] Appleton, p. 121.
[25] Appleton, p. 158.
[26] Thiis-Evensen, Thomas. Archetypes in Architecture.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
[27] Thiis-Evensen, p. 21.
[28] Thiis-Evensen, pp. 89-103.
[29] 缪朴.1989.
[30]
[31]
[32]
[33] 英文论文中有不少被收入西蒙等主编的各种论文集中。西蒙并对建筑现象学的文献做过 多次较详尽的回顾,详 Seaman, 2002.
[34] Lang, p. 182.
[35] Scruton, Roger. The Aesthetics of Architec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67.
[36] Searle, John R. “The Limits of Phenomenology.” In Heidegger, Coping, and Cognitive Sc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Hubert L. Dreyfus, Volume 2. Ed. Mark Wrathall & Jeff Malpa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 71.
[37] Heidegger, 1962, p.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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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朴——缪朴设计工作室创始人、美国夏威夷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缪朴是注册建筑师,从1990年代初开始设立缪朴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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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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