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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历史 – 大建筑 1.0 巨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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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代到上世纪中叶,我们人类有过太多激动人心的理想。时至今日,我们对未来的一切宏大的想象好像都停滞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的极度狂热。另一方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头脑被过量的信息所填塞,感官被过量的信息所轰炸,欲望被无止境地引诱和放大,我们实际上已经退化到眼睛和几个手指并作的高等低能生物,我们越来越沉溺于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和商业机器生产的包装完美的"视听食品“,却在饕餮之后根本无力消化,更无力产出,这种机能的退化和反复的恶性循环加剧了想象力的丧失。这是一个“盛世空前”的时代,我们在物质层面已经拥有了太多,但我们 的城市却越来越缺乏精神、缺乏人性、缺乏情感。那些理想主义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难道我们只能靠技术靠资本去掩盖我们想象力的匮乏?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去构筑一个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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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历史

从《圣经》的伊甸园到但丁《神曲》的地狱,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人类在建构现实世界的同时一直在平行地虚构着另一个想象的世界。而对于理想中的世界,或出于对完美时空的追求,或源自对远景蓝图的展望,或表达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或沉溺于深度的虚无,乃至最后落入反乌托邦的境地。从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末,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主要体现 在社会乌托邦对城市乌托邦的促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出过对理想城市的构想。古希腊是乌托邦思想的发源和根基,而雅典卫城和帕提农神庙可以说是人类最早将神话的乌托邦以城市和建筑的方式展现出来。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让乌托邦思想跌入低谷,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回流,又促使了新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再度产生。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城市乌托邦仍旧在维特鲁威的几何城市的控制下难以突破。或许我们可以在达.芬奇所构 筑的古典科幻乌托邦里找到一点前瞻的现代性,虽然达.芬奇绘制的那些诸如飞 行器、潜水艇或巨型桥梁的纸上发明,对于刚刚摆脱黑暗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 代来说无疑是疯狂的臆想。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说过:“今天的乌托 邦很可能变成明天的现实,各种乌托邦都经常只不过是早产的真理而已。”¹ 如果说想象力就是未来,乌托邦就是未来的世界,那么,对现实感到绝望的人们 或许可以感到一些宽慰。

图 3 柯布西耶 伏瓦生规划 (Plan Voisin) 1922-1925
图 4 赖特 广亩城市 1932

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城市”这一巨大人造物的想象。 西方文化中的乌托邦传统,在工业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下,又通过一系列现代 城市乌托邦的构想集中地显现出来。20 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20—30 年 代 柯 布 西 耶 的“ 光 辉 城 市”(Ville Radieuse)( 图 3)、40 年 代赖特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图 4)、60 年代集中涌现出的一系列 巨构城市、70 年代库哈斯针对曼哈顿进行的一系列乌托邦设计和欧内斯特 . 卡伦 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² 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对现实城市进行着反思和批判,并提出未来城市的构想。科技的力量助长了人们进一步征服自然的雄心,想象中的城市可以在空中、在海底、在地下甚至在外太空,城市可以漂浮,可以移动,这一时期的城市乌托邦主要以技术乌托邦的形式呈现出来。

大建筑 1.0 :巨构建筑

图 5 傅立叶 法兰斯泰尔 19 世纪
图 6 柯布西耶 马赛公寓 1952

早在 19 世纪,傅立叶就已经构想了可容纳 1500—1600 人的巨型建筑“法 兰斯泰尔”(Phalanstère)³(图 5),并藉此推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他提 倡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并主张妇女解放。抛开“法 兰斯泰尔”中心对称的古典主义建筑形式,这个集体主义建筑已经有了现代集 合住宅的雏形。而集合居住的模式后来在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 de Marseilles)(图 6)中得以实现。这栋 1952 年建成的混凝土建筑,低层架 空,主体是集合住宅,屋顶是空中花园,并配有“内街”和多层空中商业区。 作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这栋建筑已初具“立体城市”的特征。这一集体主 义的生活形式决定了马赛公寓的建筑形式,并为之后出现的大型综合体建筑奠定了有力的现实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新陈代谢”(Metabolism)运动的成员,日本建筑师槙 文彦(Fumihiko Maki)提出了“巨构”(Megastructure)的建筑概念。他认为 巨构建筑是“一个大型的架构,其中容纳了所有或者部分的城市功能”。巨构建 筑可以定义为由巨型结构体系建构的可容纳城市整体或部分功能的大型框架综合体。大跨度结构、空中流线贯通、功能高度集中、系统运作高效集约化是巨构建筑的主要特征。那么,巴比伦塔应该算是最早的巨构建筑构想了,而埃及金字塔、古罗马竞技场和引水渠、中世纪塔桥、中国的长城、欧洲的星形要塞也都具有巨构建筑的特征。早期的巨型建筑一部分出于对神或帝王领袖的崇拜,通过建造宏大的精神性空间和象征性地标以彰显神力或皇权;另一部分出于对军事防御和资源运输等功能的需求而兴建的巨型土木工程。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前,缺乏对巨构建筑的社会需求和技术支持,那些大型教堂神庙或宫殿也都不是为了集约化 高效的社会运作而建造的。但工业大革命之后,随着城市人口暴涨,城市密度越 来越大,对社会性大型综合建筑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机器大生产的推动下, 巨构建筑一方面以远洋轮、海上钻井台、机场航站楼和巨型桥梁的形式不断涌 现,另一方面以怀旧科幻式的大型乌托邦建筑重新登场。

图 7 柯布西耶 阿尔及尔城市化规划方案 A
图 8 柯布西耶 阿尔及尔城市化规划方案 A

在 20 世纪初,建造技术的突飞猛进让大跨度结构和高层建筑迅速成为现实,建筑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都有很大拓展。巨构建筑的兴起正是对高密度大城 市的发展需求作出的回应,这也是现代城市发展必然会经历的阶段。一战后欧洲 对城市住房的需求更刺激了建筑师们的想象力。现代主义建筑先驱柯布西耶为我 们示范了一个很有可实施性的巨构城市设想。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提出的“底层立柱架空”的叠加道路系统将不同速度的车道和人行分开  ,并将城市用地以大面积公共绿化的方式解放出来。柯布西耶的初衷是高密度单体建筑和低密 度城市规划相结合,在保持城市高密度的前提下还能有 95% 的绿化率 ,这才是 建造高层建筑和底层架空的意义所在,而以曼哈顿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的发展完全 本末倒置。他在 1933 年的阿尔及尔城市化规划方案  (图 7、图 8)中,设计了 一条海拔 100 米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根据地形蜿蜒而走,巨大的混凝土高架 结构之间连续安置了可供 18 万人居住的多层住宅。这个疯狂的构想把“居住机 器”和大跨度高架结构完美地整合在一起,成为早期现代主义巨构建筑的代表。

图 9 克劳德 . 巴夯 火山口—涡轮基地Ⅲ 1966
图 10 克劳德 . 巴夯 Drusch 别墅 1963—1965

而在之后泛滥的国际主义建筑浪潮下,法国建筑师克劳德 . 巴夯(Claude Parent),这个被历史忽略的“地域乌托邦主义者”(Utopiste du Territoire) ,以一系列未来建筑的构想另辟蹊径,他的那些纸上乌托邦建筑也具有鲜明的巨构建筑特征(图 9)。他以打破国际主义风格的正交平立面为切入点,通过对建筑的“倾斜功能”(Fonction Oblique)(图 10)的研究让空间产生不同方向的流 动性,拓展了建筑形态的自由度。他的建筑理念为其后的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摆脱 国际主义专制的出口。

图 11 Team10 柏林首都竞赛方案 1957—1958
图 12 Team10 柏林首都竞赛方案 1957—1958

1953 年的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上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建筑团体“Team 10”¹ ,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汽车泛滥而导致的大城市不同层 次流动性的冲突,并提出了建筑群与交通系统有机结合的重要理念。该团体在1957—1958 年的“柏林首都”(Berlin Hauptstadt)竞赛方案 ( 图 11、图 12 ), 已经向人们展示了空中交通和立体城市的未来图景。Team 10认为任何新东西都 是从旧机体中生长出来的,城市的生长过程也是城市重新集结的过程。他们提出的“簇群城市”以线性中心为骨干发展出多触角网状蔓延的想法,以及流动、 生长、变化等观念应该对日本的新陈代谢派有所影响。

图 13 康斯坦特 “新巴比伦”计划 1960
图 14 康斯坦特 “新巴比伦”计划 1960

1957 年,以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康斯坦特 (Constant Nieuwenbuys) 为代表的情境主义者成立了“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组织。 他们与法国社会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一起,将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框架引入“日常生活批判”,借此脱离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日常性而以游戏和节日的方式摧毁表象的城市景观。在 1958 年的《定义》一文里,情境主义国际给出了“建构情境”的解释:“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 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¹¹ 康斯坦特从1956到1974年创作了大量模型草图拼贴画,试图通过“新巴比伦”(New Babylon)( 图 13、图 14) 计划对日常生活进行城市空间层面的变革。我想这个情境主义乌托邦也是对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法兰斯泰尔”的回应。在“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¹² 规划思想的基础上,康斯坦特致力于对情境空间的建构,并试图创造一种连续的自由漂移的城市空间。虽然情境主义者对“情境”的定义和实践含糊不清,但至少这位荷兰建筑师兼艺术家的新巴比伦所展现的自由连续空间和大跨度结构形式对荷兰建筑师后辈库哈斯有着深远影响。

图 15 尤纳 . 弗里德曼 空间城市 1960
图 16 矶崎新 空中城市 1960
图 17 丹下健三 1960年东京湾规划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技术乌托邦思想的主导下,涌现出了一批“高技派”的巨构建筑设想。法国建筑师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提出的“空间城市”(Ville Spatiale)¹³( 图 15 )将巨构建筑架空于城市和乡村之上,这种大跨 度的漂浮城市展示了城市向空中大面积延展的可能性。日本建筑师矶崎新 (Arata Isozaki) 构想的“空中城市”(City in the Air)¹(图 16)将巨型结构和胶囊单元(Capsule)相结合,在既存的城市之上架构树形的建筑群。这些巨大的柱状塔楼向空中伸出悬臂,类似于斗拱的结构,其枝干可以在空中相连,悬挑的住宅在 空中不断蔓延开来。另外一位新陈代谢的成员丹下健三(Kenzō Tange)将柯布 西耶的“底层架空”与路易斯.康的“核心系统”整合到他所谓的“中枢城市”(Pivotal Cities)¹ 之中。他的代表性方案“1960 年东京湾规划”¹(图 17)以一条横跨东京湾的海上高架高速公路系统的中脊结构为主体,拓展出一片漂浮的海上巨构城市。可以看出这个方案受到柯布西耶的阿尔及尔高速公路巨构建筑的影 响。丹下健三把交通系统比作身体的动脉和神经系统“流动性决定了城市的结 构”¹,他的建筑理念对战后日本的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日本“新 陈代谢”运动以树立新的工业革命时代的特征为己任,但对于 30 年后才真正兴起 的信息工业社会缺乏可靠的预见和足够的认知,就如同他们主张的“事物的生长、 更新与衰亡”,“新陈代谢”运动最后还是在历史中衰落。

图 18 彼得 . 库克 插座城市 1965
图 19 朗.赫伦 行走城市 1964

同一时期,英国的“建筑电讯”(Archigram)¹ 实验建筑小组提出了更加科幻的巨构建筑方案。彼得.库克(Peter Cook)构想的“插座城市”(Plug-in City)(图 18)以可拆卸组装的金属舱住宅作为基本构件,由机械手臂按照人口 规模组建成不同尺度的移动社区,再插接到超级框架之中,最后形成可自由装 配的巨构城市。这个方案体现了库克对建筑移动性的重视和对领土地权的传统 政治框架的挣脱,让城市建筑具有一种游牧式的自由和非永久性,这是“建筑 电讯”小组最重要的设计哲学。小组另一成员朗 .赫伦(Ron Herron)更把“建筑机器”的概念发挥到极致,他设计的“行走城市”(Walking City)(图 19)如同有触角的巨型机器爬虫,停泊在曼哈顿街区。“建筑电讯”对之后的英伦高技派和AA的建筑学教育都影响巨大。

图 20 Super Studio 连续运动:挤压纽约计划 1969
图 21 库哈斯 大出走:或成为建筑的志愿囚徒 1972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比较活跃的意大利激进建筑团体“Super Studio”¹( 图 20)则用巨大的白色立方体来占据城市和自然,这是一种以近乎专制的权威姿态去霸占空间的反乌托邦构想。库哈斯1972年在AA的毕业作品“大出走:或成为建筑的志愿囚徒”(Exodus, or the Voluntary Prisoners of Architecture)²(图 21)中构想的“乌托邦/恶托邦”计划,企图像柏林墙一样 把伦敦切成两半,可以看出库哈斯明显受到 Super Studio 激进观念的影响。

图 22 富勒 曼哈顿大穹顶 1960
图 23 富勒 蒙特利尔博览会美国馆 1967

技术乌托邦的高潮应该算是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曼哈顿大穹顶 ²¹(图 22)。他在1960年构想出的这个超尺度的城市保护罩,以轻质钢结构和玻璃为主要材料的纯几何学技术构想来挑战建造极限。7年后,他终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博览会实现了一座高200英尺直径250英尺的钢结构球体建筑 ²²(图 23)。而在将近30年后,诺曼.福斯特在英国威尔士国家植物园的大型玻璃温室的设计中实现了一个覆盖5800平方米面积的玻璃大穹顶,这个号称全球最大的单跨玻璃穹顶是在向富勒致敬,还是在炫技?

图 24 保罗 . 索莱里 生态城市概念图 1970
图 25 保罗 . 索莱里 阿科桑蒂项目 1979

技术乌托邦的一个分支转向了生态乌托邦。莱特的门徒、意大利裔建筑师保罗.索莱里(Paolo Soleri)将建筑(Architecture)与生态(Ecology) 两个词合并,提出了“生态建筑学”(Arcology)的概念,并构想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低碳生态城市阿科桑蒂(Arcosanti)²³(图 24)。从1963年开始,这个隐士建筑师一直通过制作陶艺雕塑来维持他的生态建筑理论研究工作,并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替代方案:简约线性城市(Lean Linear City)²。1979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保罗和他的学生开始了阿科桑蒂项目(图 25)的实施,至今已进行了多次设计修改。这个有着原始部落风格的“科幻生态放逐区”的建造完全是个奇迹,离它最近的城市是全美最快速扩张的地区,但它却是全世界建设最慢的项目,这里的长期居民不到100人,每年却吸引超过5万的参观者。有着共同理想的人们聚集到这里,远离城市,将真实的生活融入到生态社区的实践中来。 这样的实验固然伟大,但在城市外围建立生态新区的策略,并没有直接地对现有城市进行生态改良,可以说是一种修道士般的“出世修行”。

不可否认,技术的推进让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乌托邦城市和巨构建造的狂想对现代建筑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如果对技术的 狂热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很容易落入对权力资本的崇拜,反过来,权力资本的狂热也会功利性地主导技术的变革。巨构建筑确实有着成为权力资本宣 传机器的潜质。像塔特林(Tatlin)的“第三国际塔”这种共产主义象征的建筑,期望以303米的高度来超过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埃菲尔铁塔,本质上还是在树立政治的丰碑和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如马丁.冯.谢克(Martin van Schaik)指出的,一旦建筑和政治由塑造和改造现实的野心所构成,那乌托邦绝对是两者最有效的结合之地。²

一个功能赤裸的机械性系统,纵然可以让城市高效运作,但这样的系统势必会压制人性。当巨构建筑作为一个巨大的对象呈现在渺小的人类面前,一方 面加剧了人作为庞大机器中的微小零件的物化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权贵阶层妄图以自我意志改造和控制世界的野心。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不正是这种极度缺乏人性的工业社会的写照么?巨构建筑这样的庞然大物在满足城市需求的同时,无疑也会给城市居民制造心理压迫感,进而导致人的自我迷失。这些巨型“空降建筑”造就的城市景观,恐怕最后只会趋同于电影《大都会》、《第五元素》中描绘的冷酷“科幻仙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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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野城的《高密度城市的山水实践》,此文收入王明贤主编《城市山水》文集,文艺出版社,2014
下篇预告:大建筑 2.0 :超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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