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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壁当山——李兴钢绩溪博物馆研讨会纪要(四)
黄居正:建筑学界需要一种批评,批评实际上是一个思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让我们更清楚地去认识当代中国建筑学所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是我们研讨会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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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来源:《建筑师》杂志

时间:2014年1月11日
地点:安徽绩溪博物馆
主办:《建筑师》杂志社/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李兴钢建筑工作室
主持:黄居正 易 娜

嘉宾: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辰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剑桥大学建筑与城市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鲁安东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董豫赣
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庄慎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金秋野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黄涛英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副总建筑师、建筑设计总院总建筑师、李兴钢建筑工作室主持人 李兴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文化传播中心、《设计与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任浩
李兴钢建筑工作室主任建筑师 张音玄
李兴钢建筑工作室建筑师 邢迪

(四)

黄居正:建筑学界需要一种批评,批评实际上是一个思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让我们更清楚地去认识当代中国建筑学所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是我们研讨会最重要的目的。

其次,兴钢刚才说,绩溪博物馆实际上是把以前参观苏州园林时,那些积存的记忆、体验、意象还原出来,而还原的过程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物质层面,包括结构方式、材料选择、细部节点等等,都要围绕着最初的心理意象去形塑。还原得如何,其材料逻辑、空间逻辑,以及形式视觉逻辑是否得到恰当的表达,是建筑师评价建筑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第三,今天我们虽然研讨的是绩溪博物馆,但这一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抱负和职业理想不仅仅是兴钢个人的思考和追求,也是百年中国建筑现代性转换赋予当代建筑师的共同责任。

易娜:最后谈一点点感受,前一阵开编委会的时候与王骏阳老师一起聊天,谈到面对目前国内大量的建筑项目,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值得研究和评论的,王老师说:只有一小部分对“建筑学”有所贡献的建筑才值得“研究和评论”,我深以为然,今天一天的谈话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再次谢谢大家!

[编者按]:南京大学建筑学院赵辰教授因日程冲突未能赴绩溪参加本次研讨会,会后特地将其观点整理为文章,在此发表一并与读者共享:

绩溪博物馆,“大绩溪”的宣言
儿时写字在砚台上磨墨,就认得了徽墨上的“绩溪胡开文”;在杭州的生活也自然晓得“胡庆余堂”,后来读书又得知了胡适之大人,都是出之于古徽州的绩溪;以至于后来很容易在认识的胡姓朋友中联系到绩溪,“绩溪胡氏”也许是我最早建立起来的人文地理概念之一。徽州文化的力量,在中国东部各地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绩溪这个黄山/天目山区的小城,与歙、黟、婺等城镇共同支撑起了中国江南人文地理的名望之地——徽州。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下,绩溪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化建筑,显然将集中地反
映绩溪的此地此景及相应的人文精神。接受此项任务的李兴钢建筑师所要面临的挑战,其实并不小于贝聿铭先生所面对的苏州博物馆。

我们所常识的徽州文化,是由这片灵秀的山水孕育的;主要发展于宋代尤其是明代之后,神通广大的徽商。早期以山林特产,木材、茶叶、草药等经新安江入富春江至杭州;或经安庆经长江至南京、扬州,乃至江南各地尤以近代上海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进而在清代涉猎官盐、钱庄、船政,商贸的触角遍布全国各商埠,经济实力成为晚清国力的主要支撑。由于光宗耀祖、回归乡土的传统意识,徽商投入了从各地商贸成功的大量钱财回馈家乡,兴修住家、祠堂、牌坊,以及村镇公共财产。今天人们当作著名“乡土”文化来欣赏的“古徽州”,其实是得益于走出山林的徽州商人,得益于敢于闯天下的“徽骆驼”,得益于与山林以外的广袤经济、文化环境相交融的大徽州文化。

徽州的地域建筑,正是在此前提之下,而显得建筑的建造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刘敦桢先生及南京工学院中国建筑研究室发起的南方民居调研工作,徽州(或称皖南)民居被逐步系统地归纳总结成文,并作为中国代表性的民间建筑类型而出版。随后在多次民居建筑研究的浪潮中,徽州民居都是作为重点被不断深化研究,并开始在建筑创作中运用。由于我们建筑学术界多年来普遍性的对建筑文化传统之表层性理解,徽州建筑被定义为一种地方性的建筑形式“风格”,并被逐步归纳为“深墙窄院镂花窗;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还另加以所谓“三绝”、“三雕” 等所谓特色,实际上都是南方民居普遍具有的规律性建造处理和装饰手法。在整体的低层次的建筑认知水平之下,一时间,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种住宅楼、商业街、办公楼、文化中心、博物馆等等各类建筑,都有大量的这种“徽派建筑”的重复性显现。我在厌恶所谓 “欧陆风”的同时,其实一样讨厌这种所谓建筑上“徽派”风格;在我看来,所谓的“徽派”风格并不能因为是来自于中国的民居而“根正苗红”,就可以免于被审视。事实上,所谓“徽派”与“欧陆风”等风格,同属于流于表面和建筑局部的对传统建筑之模仿,都是廉价标签化的建筑风格,都是稍纵即逝的时尚风潮;都脱离了从建筑文化传统中理解设计创作真谛的途径,偏离了对文化传统的真诚态度和对话的机会。

我很高兴地看到,李兴钢的“绩溪博物馆”完全跳出了“徽派”风格的魔咒:从场地的处理到群体空间的布局,从形体的组合到建造的逻辑,显然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策略。从有限的图面资料了解的这个作品,在群体空间组合与单体建造逻辑这两个层面上,做到了一定意义的整合(Integration);其中大胆运用了框架柱网、片状山墙、轻型屋架的多重建造手法,构成连续起伏的屋面形态来象征绩溪的山形水势,并彻底打破“徽派”风格的空间封闭性和垂直向度空间特性。也在严格控制的街坊建筑尺度条件下,以保留基地的树木而交错连续的博物馆屋面,营造出了一片有节制的城市新肌理。同时,人们所熟悉的徽州建筑之粉墙、漏窗、小瓦等各种元素,也被抽象变形地表达了,但是被成功地限制在现代建造逻辑之中,这显然是一种忠实于现代建筑基本规律的适宜(Appropriate)策略。

李兴钢的这种探索是值得赞赏的,体现了一个优秀建筑师同时面对地域传统和当下生活的真诚态度。绩溪博物馆,表达了在当代意义下的徽州文化如何被重新诠释的可能,我相信,这正是徽州文化乃至中国的大部分地域文化要面对的现实。程式化的所谓“徽派建筑”,不能解决我们的传统发展问题,只能让我们的传统趋向于僵化。当年胡适就曾对绩溪的人文地理提出过“大绩溪”的概念[1],其意指出绩溪在地理空间上是一种走出去的文化,而不应局限在绩溪地域之内的“小绩溪”。这不是已向我们表明了拓展原有的地域文化,才是绩溪乃至徽州文化生命力所在。设想,当年若无“徽商”走西口似地向外拓展,何其有所谓的“徽州文化”之成就?在我看来,绩溪博物馆,向我们表述的正是“大绩溪”的宣言,是行走在地域个性与时代共性相融这条路上的成功之作。

赵辰2014年1月20日于宁

 

文中注释

[1] 胡适先生1933年11月15日写给族叔胡近仁的一封信中有道:“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一带为一路,……”——《胡适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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