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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起点 终点 修炼——访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董豫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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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认为好为人师,被合作者评价为“愿意帮助一切在建筑学上需要帮助的人”,近年来醉心于中国园林研究的董豫赣,在谈及自己的建筑历程时,颇有点名士派——以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从容应对一切过程里的所得与不足。
来源:互联网

来源:《设计家》 2010年02期 采访:许晓东

【摘要】 正自认为好为人师,被合作者评价为“愿意帮助一切在建筑学上需要帮助的人”,近年来醉心于中国园林研究的董豫赣,在谈及自己的建筑历程时,颇有点名士派——以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从容应对一切过程里的所得与不足。

【关键词】 建筑学教育 中国园林 青年建筑师 建筑设计 家具设计 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中国文化 建筑学专业 终点

自认为好为人师,被合作者评价为“愿意帮助一切在建筑学上需要帮助的人”,近年来醉心于中国园林研究的董豫赣,在谈及自己的建筑历程时,颇有点名士派——以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从容应对一切过程里的所得与不足。

几乎是以一种无知而畏缩的心态,含混地进入建筑学这个领域,之前既无建筑学的深思熟虑,更谈不上抉择专业的犹豫;本科虽涉险毕业,但有几门主科不及格,虽没能得到专业信心,但也担保了在建筑学专业上的空白状况,以至于在第一个实践项目受挫时,清晰地意识到这是自己能力不足,直接促成了继续学习的念头。清华学成,因为在设计院有过面临机会但缺乏能力的尴尬,相对于职业的实践机会,他更关心面对机会的能力培养。“直到现在,我都是假借教学来自学我曾缺失的科目”,他将自己定义为学者——自觉的学习者。

刚开始教书时,一次为系办公室设计家具的机会,给了他一个突如其来的家具设计起点,这使他有个切入建筑的及物起点,而回避了什么是建筑的抽象问题。介入其间,才能忘记建筑起点与终点的尴尬问题。对于近年来醉心的中国园林研究,他不认为是自己建筑设计的新起点——它们或许真是两个专业,基于中国园林所牵涉到中国文化广袤无边的深度与广度,“我要么绝望它难以看见终点,要么享受它不再需要焦虑起点与终点的问题,我愿意选择后者里的从容。”对于近期完成的项目,“我愿意在其间,尝试修炼以前建筑里意欲建筑与景物之间构成意境而不得的功力。”

董豫赣
初,懵懂学建筑于西北建筑工程学院,虽有数门功课不合格而侥幸毕业;次于清华大学师从张复合教授研习近代建筑,虽因论文之事推迟半年亦能履冰而过;后于中国美院师从王国梁教授钻研中国园林,却因英国语言的不过,虽毕业而未获博士学位。虽不博西语而好为人师,先是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五年,后被张永和教授聘至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教书至今。为厘清讲义所断续撰写过的60余篇杂文,居然有各类杂志愿意刊登;偶然著成的两本小书《极少主义》、《文学将杀死建筑》,居然也都在半年左右重印;机缘巧合所建成的三、四幢建筑,亦颇自得,而近年来所迷恋者乃为造园,于是,能在北大于“现当代建筑赏析”大课之外,另开一门“中国古典园林赏析”,正能满足我两种陈旧不一的癖好——教书与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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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具建筑到园林研究

《设计家》:请谈谈您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在您的建筑设计和建筑讲义类杂文中,作家、文学等主题多次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在您开始选择未来专业和职业时,文学远比建筑学热门,作家远比建筑师更有影响力,您为何没有选择学习文学成为一名作家,而是学习建筑成了建筑师?

董豫赣:我近乎坏孩子的青少年经历,不值叙述。初中、高中比别人多读了三年,并非被文学想象或专业抉择所耽误,仅仅基于成绩问题不停地留级。勉强考上大学,已是大喜过望,至于专业选择,近乎随机,而且阴差阳错。当时我在河南罗山县高中选择的是工民建专业,猜想这或许与我所住过的民房有关,回到江西德安,却在录取通知书上看见建筑学字样。因为全村人都对这个专业陌生,我母亲对这个不明的专业就有个伤感的想象,她有些沮丧地唠叨说——好不容易不用种田了,却要下到工地干活。我一个人,带着这样的混乱想象,去了陕西。第一次进入宿舍,看见同学们都准备了画夹,就比较慌乱,我当时不知道建筑学需要美术,如今也不清楚我如何逃过美术加试而被录取的,第一次听老师要求我们带H或B型铅笔,更加慌张,我整个美术课的经历就是在乡村小学用铅笔画过一面国旗,从来没想过铅笔还分类型。因此,我几乎是以一种无知而畏缩的心态,含混地进入建筑学这个领域的,之前既无建筑学的深思熟虑,更谈不上在文学与建筑之间抉择专业的犹豫。

《设计家》:在您后来的一些自述中,仿佛您对建筑的自觉学习开始于清华研究生阶段,而您建筑设计的起点——家具建筑的缘起是您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时为系里设计办公家具,您此前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学习和此后在设计院、工程公司的工作对您日后的研究和实践有怎样的影响?

董豫赣:在西北建工虽涉险毕业,但有几门主科不及格,我显然没能从这样的本科经历得到专业信心,但似乎也担保了我在建筑学专业上的空白状况。因为没有专业信心,当我在辽宁锦西设计院里接受第一个项目受挫时,我无法以建筑学专业的通常口吻去抱怨——专业大环境不好,或甲方品味不高,我清晰地意识到这是自己能力不足,它直接促成了我继续学习的念头。至于后来在工程公司里的工作,只是为了养活自己复习考试的手段,并没想过要积累什么专业知识。

《设计家》:谈谈您长期研究西方建筑理论的目的是什么?

董豫赣: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因为建筑学的西方传统,阅读西方建筑理论,只是为了让自己清楚相关这个专业的价值判断,或许因为领悟力的迟钝,才导致了长期研究的假象。

《设计家》:您曾经说过,对一个自己行动的起点来讲,首先是选择做什么,然后是如何做得足够久。当您将家具建筑作为自己建筑设计的起点时,您希望达到的终点是什么?您的家具建筑研究经历了哪些过程?有哪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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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豫赣:终点似乎是起点要抵抗的问题。做得足够久的希望,正是要在时间上延缓甚至抵抗终点的到来。家具建筑的起点的收获是,它使我有了个切入建筑的及物起点,而回避了什么是建筑的抽象问题。介入其间,才能忘记建筑起点与终点的尴尬问题。

《设计家》:对家具建筑与身体的直接关系及其背后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否导致您后来的建成作品基本是有真实业主的私人住宅,而不是公共建筑?

董豫赣:我不承认公共建筑就与身体或生活方式无关。没有公共建筑的建成,只是没有恰当的机缘吧。曾被崔恺邀请到东莞设计过一幢办公楼,当时基于对网络办公生活方式的预测,我将办公楼设计成一个迂回旋转的长廊,只有几间核心管理办公室,其他办公方式如同在咖啡厅里,而不是在格子间,因此它缺乏一般办公楼的习惯外观,以至于崔恺与刘家琨当时建议将它改成美术馆在别的地方实现,被我拒绝了。我近期就曾设计过一个中等规模的美术馆,施工近半,但最近却与甲方失去了联系。许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想设计个学校什么的,或许是教师的身份,没有合适的工作室机制,就很难遇到公共建筑的项目委托。

《设计家》:北大的教学环境,给了您怎样的中国文化熏染?是怎样一些罕见的机缘让您从对西方艺术的持久关注,忽然扭向对中国艺术的极端兴趣?

董豫赣:北大中文系的刘东教授曾对我言及五四运动后中国文人信心匮乏的根源。他将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文化现实比喻为——中国秀才与外国士兵打架,中国秀才从体力上输了,但结论却是外国士兵比中国秀才更有文化。这个比喻动摇了我的西方中心论价值观,我慢慢意识到中国近当代,一直有把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一律当作差距的倾向。但我并非斗士,我希望将这种反省带入我的专业,就像我当年讨论文学或其他艺术也只是为了理解建筑学专业一样。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与西方建筑学先天对等的门类,只有园林能与西方建筑学的文人加匠人的专业相当,因此决定转向中国园林的研究。

《设计家》:请谈谈您近年来对中国园林的兴趣所在。

董豫赣:中国园林所讨论的范围与建筑学有所区别,尽管它们都起源于不同文化对不同宇宙观的模拟,但是基于中国文化与自然的互成性关系,它不像西方建筑学将核心聚集在建筑自身的体量或表皮上,而具备直接指涉自然的能力,譬如说西方建筑学的窗户历史,先是与比例相关,它指向自身的表面分割;后来与采光通风有关,它指向建筑体量的内部;但中国园林的窗,以“风窗”的名义,直接与外部的景物发生调情般的互动关系,它也指向自身的制作,但评判价值却要在景物间的适当性才能得以断定。

《设计家》:请谈谈您长期接受的西式建筑学教育与近年来对中国园林研究之间的关系。

董豫赣:西方身份的建筑师将核心精力置于建筑自身,而中国造园的文人则更关注给建筑在景物间经营一个恰当的位置,建筑单体通常交给工匠完成。我面临的尴尬是中国当代工匠传统的缺失,一方面我得学习中国文人的核心智慧——经营位置,如何担保建筑与环境保持互成性关系,另一方面我还得学习文人所不必学习的工匠之事——造房子,譬如面对景物我需要经营亭台楼阁或别的什么,但我并不甘心套用一个传统的建筑,既然重要的是得景物意,而不是得到一个容器的外观,但是如何得意也需要一个匹配的容器,而这是当代工地上的工匠难以给予我的。建筑学的经历使得我有可能担保这一点,但也可能使我被迫分心,甚至建筑中心论的习惯,需要多年才能冲淡,以让我在造房子与造景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设计家》:在中国现有资源、人口及土地、房产政策之下,对中国园林研究的当代意义何在?

董豫赣:这就好比问——同样的条件下,西方人研究宗教还有什么意义。既然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环境里,所有像样的土木工程——皇宫、道观、寺庙、官署、住宅甚至陵墓——都会有个园子,我猜这就是中国文化里的天堂。它不似西方天堂只有在死亡时刻才能以灵魂的纯洁与否被判进入或驱逐,既然它曾长久存在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理想之中,既存在于汉唐广袤的范围里,也存在于明末清初的咫尺山林里,今日日常生活的居住面积的压缩,并不大于汉唐与明清之间的压缩,我曾见过日本两三平方米的园子,也见过中国大量别墅区上百平方米的草坪,但人们既不在里头养牛,也不具备享受修剪草坪的愉悦文化。另外,在今日地产项目里的景观设计,多半源自法国古典造园不甚考究的援引,这至少证明了别人的传统能进入我们的现实,我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传统园林就一定与我们的现实抵触。

《设计家》:对于中国园林研究这一新的建筑设计起点,您希望达到的终点是什么?

董豫赣:我很难将中国园林的研究,看做是建筑设计的新起点,它们或许真是两个专业,基于中国园林所牵涉的中国文化广袤无边的深度与广度,我要么绝望它难以看见终点,要么享受它不再需要焦虑起点与终点的问题,我愿意选择后者里的从容。

《设计家》:目前,您对中国园林的研究处于怎样的状态?

董豫赣:我不清楚。但园林的兴趣似乎已转移了我对建筑自身的往日关注,如今,就算面对自己建成的那些建筑的照片,我也总是试图在其间重温它的情境部分,或者假设如何修 改它们以获得某种情境。

《设计家》:今后是否会有新的设计起点?

董豫赣:我没想过这样的问题。

自觉的学习者

《设计家》:当您1996年清华研究生毕业之际,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建筑师的实践机会也日渐增多,您为何选择进入高校成为一名教师?

董豫赣:因为在设计院有过面临机会但缺乏能力的尴尬,因此我对职业的实践机会不太关心,我更关心面对机会的能力培养。

《设计家》:请谈谈您早期的教学情况。您认为是怎样的原因使得张永和在2001年组建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时力邀您加入?

董豫赣: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假借教学来自学我曾缺失的科目,一开始选择教外国建筑史,是因为当年在本科,因为外建史老师出国而缺失这部分教育。三年过后,觉得学习得差不多了,就转而要求教设计,那时带的学生设计被王明贤推荐参加了1999年国际建协青年建筑师展。我记得当时有位参展建筑师强烈反对,说不能将一年级的学生作业放在青年建筑师的名目下展览。正在尴尬之际,张永和来到展场,仔细看了学生的作品,给出评价说——这些甚至比我们这里头参加青年建筑师展的有些作品还好,他不但建议将学生作业与我们的设计一同展览,还建议署上所有学生个人的名字。此前张永和一直向别人介绍我是建筑理论家,我猜是这个机缘让张永和认为我还能带设计,或许适合了他后来要创办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某种条件。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推荐,以我的土硕士资历,我想不出能进入北京大学的任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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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家》:您对当前中国的建筑教育有怎样的看法?您认为北大的建筑学教育在中国的建筑教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产生怎样的作用?

董豫赣:随着这几年带研究生的经历,我能感觉到中国本科教育普遍的不及物,大部分进来的学生似乎只将建筑学看作某种概念,或某种创意,建筑既不及物就更谈不上格物了。我很怀念张永和时期,新生都有盖房子的实践经历。至于北大的建筑学教育在中国的建筑教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似乎是将来的事情,身处其间,且正在进行,很难评价。

《设计家》:您一直认为自己的主业是教师,请谈谈您在北大的教学工作。主要有哪些课程?是否有您独创的课程?您自认为您的教学有哪些特点?您希望通过教学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您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的建筑界起到怎样的作用?根据这些年的教学经验来看,您对自己带出来的学生满意吗?为什么?

董豫赣:与其说我的主业是教学,不如说是学者,我对学者的理解是自觉的学习者。我在北大的教学工作主要是面对全校的两门大课——夏季的“现当代建筑赏析”,春季的“中国古典园林赏析”,前者是接手张永和在北大开设的著名课程,后者是三年前自己申请的课程,但谈不上新,更谈不上独创,中国园林一早就存在着。我如今对独创或创新等相关“创”字的词汇,心怀不满,甚至以为这正是创伤我们生活环境的那个创口之创的根源。我承认,这种情绪或许是年龄导致。年轻时总爱谈创新,年长时总是趋于保守,之所以相持不下,我猜是年长的保守主义者说不清有什么值得保守,其情形就好比年青人也多半说不清创新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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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家》:您的教学和实践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董豫赣:我深信建筑学首先是及物的,对实践的了解是建筑学专业教育的核心。但是,单是建筑师身份的实践,他有时只需将实践的指令传递给工人,但作为一名建筑学教师,他还需将为何下达这一指令而不是别的什么指令的背后原因阐述清晰,这或许有机会将建筑学的及物部分带入沉思,从而抵达格物——追思物与人的这一“人物”关系。

《设计家》:今后有怎样的目标和计划?

董豫赣:没有。

从建筑赋形到意境构成

《设计家》:谈谈您一些主要作品,分别实现了您的哪些思想,又发现哪些是没有而希望“修到”的?

董豫赣:就建筑而言,我的一些作品,在近著《从家具建筑到半宅半园》里叙述过。

我刚开始教书,一次为系办公室设计家具的机会,给了我一个突(忽)如其来的家具设计起点——它需要设计,但不如建筑那么错综复杂;它需要一个设计的切入点,但不那么让我敬畏。/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我切入建筑实践的重要起点。尽管,在我喜欢的一类作家、画家、建筑师里,总会有人这么说——以怎样的立场/题材/起点开始写作/绘画/建筑并不重要,我对此至今仍深信不疑,但幸亏我当时还有个家具起点将我带入建筑实践的内部进程,而不是在外面虚幻地追问——建筑是什么——这类宏大而抽象的耗时问题。

尽管这次家具设计没能实现,但小木作的简便尺度所带来的家具形状的确定性,似乎让我对建筑设计的畏惧得以舒缓,并直接促成了“1999年国际建协展”所展出的“家具建筑——作家住宅”。“作家住宅并不是在房子里容纳巨大书架,而是在一个巨大的书架中穿插住宅的功能。因此,该住宅具有家具特征。中国传统建筑的小木作就接近家具制作。家具可开合、可移动的灵活性,以及家具的构造方式是否能对当代设计构成有效启示,是该设计关注的问题之一。”

这以利用小木作的开合所导致的空间分割变化,在我随后的一个画家住宅设计里,还被赋予了一项它难以承受的重任——利用空间重叠来解冻被时间“重叠”的空间潜力,当时却被我乐观地写入一篇名为“隙间”的“摘要”与文章正文里,其文风甚至思考范围都颇似那时刚成为朋友不久的张永和。

“重叠”对我而言还具备可持续研究的赋形意义。在我后来的一件名为“姓•名•使用名”家具设计里,“重叠”得以概念性地展开。

我试图在“壕宅”里,反转这一“重叠”的功能与力学概念。“壕宅”是我为2001年3月上海顶层画廊“中国房子”五人展提交的一系列A3纸张展品里唯一手绘的图纸。展览的其余图纸却罕见地回到“家具建筑”的概念拓展里。它包括“家具墙”、“家具住宅”以及一个草成的“家具院落”的纸上设计。

从“作家住宅”到“成都院落”,我确信家具概念已然帮我找到如何在实践中为建筑赋形的诀窍,那就是利用家具与建筑在多种层面——材料、结构、功能、空间上的“重叠”中,获得材料、结构、构造、功能、空间来自家具与身体的双重或多重指认,它们交互指认的确定性几乎与解析几何一样让我安神——两点决定一个坐标。譬如“成都院宅”的书桌与其下方的马桶封闭体之间相互指认,这是来自西方建筑学的解析几何式的安慰;而来自白居易“大巧若拙”的安慰则是,它常常所具备的“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譬如“成都院宅”抬高的院落地面成就了排水沟的踏板功能与窗龛的桌面功能;而在“水边宅”的那两件家具——“风窗圈凳”、“天窗巨桌”甚至都是四种功能的媾和——前者集通风、圈梁、天沟、天窗、餐桌的不同事件。

家具建筑概念的重叠力量不但使我从当时尘嚣日上的感官趣味抽离出来,还帮助我从往常建筑学的相关立面“比例”的形状推敲中摆脱出来——尽管我的一位台湾建筑师朋友宋宏焘先生在“水边宅”附近诧异它的比例精当,但我猜,正是家具与身体的密切关系,才使得我刻意摆脱了比例的教条,但还能担保建筑能被身体度量的基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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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会馆)理想的业主不期而遇,如果不是他的从容,我或许会将“家具院宅”的概念在北京为他在“清水会馆”里实现。但是,他似乎并不急于看见一个现成的院宅方案,他找到我是因为他被《新地产》杂志上的“水边宅”照片里的红砖光晕所打动——而这光泽正与他迷恋古典油画光泽的艺术经验重逢——人们一直以为红砖是我的选择。这是一个罕见的还希望维持一个三代同堂的年轻业主,他本人就曾有过四合院成长的童年经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还请人作过一轮仿古四合院的设计。因此,他将设计交给我时就叠加了双重期望——既要用红砖材料表现出他所喜爱的某种暖色光泽,又能复现他对四合院大家庭生活的某种记忆,而我指望将那时对园林的狂热兴趣投射到这一任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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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子的设计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那个时候,我跟王欣都在搞中国园林研究,所以在这个建筑中进行了尝试。不同于以往的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方法,我先构想了许多局部的“小东西”,然后再把它们联系起来。这大概就是这个房子的设计背景。从设计到盖好,整个时间不到四年,其中盖了两年。/直到做院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院子和房子一样有意思。只有当院子成为和建筑本身不太一样的东西时,它们才构成一个对仗。我博士论文里提到了,其实对仗表明每一句都是一个独立的片段。有意思的是,你可以颠倒改变诗句的顺序;然而我觉得重要的是,它仍然有不可颠倒的一套秩序。记得我在某一篇文章里有一段话叫做:前者我没有等来,后者我没有修到。其实我做这个砖房的过程就处于这个阶段:一个你原来等待的总体自明性等不到了;而通过环境来做设计的能力我还没有完全修来。

新近在高层建筑的屋顶上,建成过一个60平方米的园子,由此带来另两个150平方米、300平方米的屋顶园子的设计,正在施工图阶段。我愿意在其间,尝试修炼以前建筑里意欲建筑与景物之间构成意境而不得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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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91年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学士;1993-19...
2014.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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