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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偶像的黄昏”激起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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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建筑评论家朱涛的首部个人作品《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面世就争议不断,未曾想到,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作者就遭遇当面诘问,主持人、嘉宾、听众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不是绵里藏针,就是火星四溅。这本被称为“终结了梁思成神话”的20万字“终结之书”里的观点、论据乃至出发点,频遭众多“梁先生精神上的后裔”的质疑。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
来源:深圳商报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号称“终结梁思成神话”,面世后引发学术地震
作者:金敏华

1947年4月,梁思成(右四)在纽约与建筑师们讨论联合国总部设计。 Frank Scherschel 摄 Getty Images 授权

1947年4月,梁思成(右四)在纽约与建筑师们讨论联合国总部设计。 Frank Scherschel 摄 Getty Images 授权

建筑师、建筑评论家朱涛的首部个人作品《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面世就争议不断,未曾想到,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作者就遭遇当面诘问,主持人、嘉宾、听众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不是绵里藏针,就是火星四溅。这本被称为“终结了梁思成神话”的20万字“终结之书”里的观点、论据乃至出发点,频遭众多“梁先生精神上的后裔”的质疑。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

“倒褪鱼鳞式”写作

有感于“多年来,对梁思成的读解流于空洞的缅怀和颂扬”,在过去三年,朱涛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年到1959年间写的思想检讨。这段历史,在建筑史研究中几乎不被提及,《梁思成全集》也没有收录这些材料,朱涛以这批材料为经,以1950年代国内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它们对新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影响为纬,回溯梁思成1949年以前的思想和作品,不但发现既有的大量梁思成研究中“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甚至谬见”,而且编织出一幅1949年到1959年间梁思成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史和政治运动之间复杂关系的图景。

朱涛将他的这种写法称为“倒褪鱼鳞式的写作”。所谓倒褪鱼鳞,“就是立足于当代的问题回溯历史,去追溯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们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今天……倒褪鱼鳞这样的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就会支离破碎、血肉模糊,显得很残酷,分解得很厉害。但是这样做有助推动我们理解今天的问题。”

于是,在这本考证详实、析论精密的著作里头,我们读到一个“令人痛苦却又清醒的偶像之黄昏”。在新书发布会上,对梁思成有着多年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认为,从朱涛的研究中,人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立体的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学术成就,“在我看来,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梁思成研究中最为脱离‘宏大叙事’的成果,事实上也是我所期望的。”梁文道则评价:“朱涛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我们对一位偶像的崇拜;相反地,他把梁思成放回他的历史处境之中,让我们看见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局限,看见了他们的挣扎和痛苦;这恐怕才是对梁思成的最大尊重。在这个意义底下,我觉得梁思成仍然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命运就是整代人集体命运的缩影。”

也许朱涛写作之初就已经预感到,诚如建筑师刘家琨所言,这本书可能冒犯很多人的情感,使人愤慨,使人痛苦,甚至可能使人虚无。但他坚持认为,虽然“这段历史非常沉重,揭开它时,令我,也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痛苦;但若回避它,我认为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等于是我们后人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对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成立十年间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一概加以唾弃。”他希望自己三年来的工作,最好“能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毕竟,梁思成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清华大学出身的建筑评论家金秋野主持了朱涛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对他来说,“讨论梁思成其实是了解自己思想历程的一条必由之路”。但这本书让他“读得很辛苦,朱涛的书后半部分揭示出一段我们一点都不熟悉的历史,看得人真是心惊肉跳,感觉心里很难受。”他的一个疑问是,我们有这么多反思的东西了,这本考证详实、析论精密专门探讨梁先生的书,还是以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真的需要知道那么多具体的细节,知道那些让人心里难受的东西吗,这对今天有帮助吗?”

朱涛几乎没有转圜余地地回应:肯定有帮助。“不管梁思成的思想检查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当年哪些人批判了他,说出来这个心结就打开了,相当程度上我们是需要大家忏悔的,能说一声对不起,而不是每次在周年纪念上说先生高风亮节对我的教诲恩比山重。”

台湾建筑学家、曾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多年的夏铸九非常认同朱涛的观点:“我们其实没有太多本钱不后悔”。他说起1970年代初,自己在美国的图书馆看到梁思成写于1951年、1952年的两篇思想检讨,“给我很大的震撼,也给我很大的影响,让我由衷地尊敬梁思成,比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营造学社他做的调查还要让我尊敬。”不过这位老顽童仍然假托“梁思成在北京天空中的幽灵”,虚拟了一段梁思成看到朱涛这本书后的感言——

“作为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后留学美国哥大的年轻一代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史学家,朱涛始终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所以它不是思想检查,不是负宣言。”

“1950年代政治风向下的那些专业者当然也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之处啊,虽然,我自己也并不满意自身在用心之外的实践表现。在实践上的表现我自己确实也不满意,但是,你们无缘理解我可是真正有意愿要摆脱资产阶级的现代史学的史观与史学方法,有意图要摆脱五四之后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偏见,有意图要超越西方现代建筑的形式主义建构。这是我的未竟之业。你们不理解我对政治与专业结合的真诚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从你们现在的语境与世界观中曲解了我的用心吧?”

夏铸九的言下之意是,在1951年,梁思成写《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以当时中国的脉络,“我不觉得梁先生的文字是被迫的、是虚假的。不只是梁先生一个人,许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真是觉得要思想改造。梁先生非常清楚,他要写中国建筑史,怎么能够像他爸爸一样,就是唐宋元明清这种写法?”

夏铸九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觉得“知识分子在50年代初如此真诚的自我反省的深度,根本超过了那些西方反华学者陈词滥调的表面理解。”事实上,梁思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想象,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满怀专业和社会理想的规划师,可以辅佐一个强大的政府,全局、长远、理性地主导区域和城乡规划,以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城市无序发展的覆辙,创造出完美、统一的“市镇的体系秩序”。而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人艰,拆还是不拆

建筑评论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1986年进入清华大学读本科,“那年正好是梁思成先生诞辰85周年,当时有一本白皮的纪念文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正面评价梁思成,那个文集里面,大部分人还是小心翼翼地讲梁思成。但到了201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他已经到了神的位置。这25年我看着梁思成这个符号怎么一步步被建构起来,从一个犯了错误但还是对人民有所贡献的评价,一步步建构到成为君临一切的人物。”

周榕认为,朱涛这本书试图还原梁思成的真实状态。“现在网络流行一句话叫做‘人艰不拆’,意思是人家已经很艰难了,就不要拆穿了。朱涛体会了‘拆’,没有体会‘人艰’,中国确曾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不光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分子艰难,即使处于强势地位、在权力巅峰的人也很艰难,因为所有人面对的都是一片空白,是一个未知世界。你怎么创造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既是现代化的,同时又有民族自尊心。我们现在过了五六十年回头去思考,好像说他们应该走某一条不一样的路,如果回到当时,谁能给出这个答案?无论对谁,当时都是艰难岁月,我觉得首先要体会这一点。”

据此,周榕认为,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看,与站在今天回看历史,“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下导致的很多评价可能会有失公允。”

很明显,朱涛的重点不在以大量新史料“拆”出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在他眼里,关键的是,“那段历史远没有结束:体制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仍然主导着今天的中国。”所以,在中国城市化急需的一系列批判性工作中,“我认为中国建筑史写作与中国社会史写作之间,应该建立起紧密联系。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是对我们的思考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

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拆”是必须的。就像他在书中披露的,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不是贬低梁思成、林徽因的贡献,而是只有分析哪些东西是借鉴别人,你才能搞清楚他们的独特贡献在哪里,要不然他们永远成为模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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