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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文豹——关于建筑个性问题
个性属哲学范畴。与“共性”相对,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个别的、特殊的性质。个性亦指事物的特性,即矛盾的特殊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的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来源:互联网

  来源: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刘文豹教师博客;原文发布于2012年6月;作者:刘文豹

  个性属哲学范畴。与“共性”相对,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个别的、特殊的性质。个性亦指事物的特性,即矛盾的特殊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的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建筑理论史中关于建筑个性的探讨:

  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没有建筑(空间)个性的表达。他提到 “秩序”这个概念,认为“秩序”是作为一座建筑物的整体及细部的构成比例的结果。也许“秩序”可以理解成与个性的表达相关。在中世纪的建筑学理论并没有发展,因此也难以看到对个性的探讨。

  文艺复兴早期,阿尔伯蒂按照不同类型建筑物的功能对维特鲁威所提出的“实用”的概念加以细分。他将服务于生活、服务于特殊用途和服务于娱乐的建筑区别开来,为建筑所面对的不同任务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阿尔伯蒂将建筑学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个性特征与社会的内在结构之中。另一方面,阿尔伯蒂为“美”制定了三条标准:数字、比例和分布。对他说,这些概念的综合就是“和谐”,这是他建筑理论中的关键性美学概念。

  菲拉雷特进一步的阐述了阿尔伯蒂关于“变化”表现了人的个性差别的思想,他说,正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不一样,每一座建筑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赛利奥在关于柱式理论的著作中,系统的提出了五种柱式,这对于认识和理解不同类型的建筑及其装饰具有重要的意义。柱式被置于涉及宗教和世俗领域各个相关方面的背景下,特别是16世纪的北欧,建筑理论几乎简化成了柱式的理论和对其应用的指导。

  17世纪法兰西建筑理论家克洛德•佩罗(Claude Perrault)认为,比例并非一种自然法则,人们无法感觉到它的标准性,它仅仅是约定俗成的,是由习惯和传统所决定的。为此,他区分了美学评价的两种基本原则:客观性和主观性。佩罗认为客观美是一个基础(例如对称,是客观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审美标准。而主观美只表现出了艺术家的行动范围,因而受到习惯的制约。佩罗得出结论,比例,不再是属于“客观美”的一部分,而仅仅隶属于“主观美”。

  18世纪法兰西建筑师热尔曼•博法尔(Germain Boffrand)首先系统地将“个性”概念引入建筑学领域。他认为,每一座建筑房屋从外部的结构到内部的陈设,都应反映出建造者的“个性”。通过它们自身的经营(布置)、结构以及它们的装饰方法,房屋应该展示房主的“个性”和自身的功能。他的这一思想对18世纪建筑理论影响越来越深刻。

  18世纪建筑师部雷(Louis Boullée)在著作《论艺术》中呼吁,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应该有“诗意的”个性。他强调建筑对于情感的冲击,还认识到,需要一种理论来界定形体的特征,以及对感觉的影响。部雷赋予了“个性”以新的涵义,把‘个性’唤作这些物体在任何表达发式下产生的效果。他的主要创见在于,认为基本形态对效果的影响超过建筑的功能。部雷的魅力体现在他对几何形体的系统运用;也在于那些作品的纪念性和超人的尺度。

  建筑师克洛德-尼古拉•勒杜(Ledoux)认为,建筑的唯一差别在于尺度和“个性”。勒杜所表达的个性超越了它作为表达工具的功能,成为教育的工具。他认为,只有当建筑“个性”需要的时候,装饰才是被允许的,这导致大多数建筑装饰的消失。并且进一步认为,朴素的几何形体和连续的线条有着美学的意味。勒杜晚年在展开关于“个性”的美学探讨时,提出了建筑学中“均等”的概念,即不同类型的建筑,均有同等的美学价值。勒杜的“个性”说,意味着内部的功能可以被忽视或牺牲,“个性”优于“用途”。

  另一位德国学者在《建筑个性之再分析》中提出,建筑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描述“人类的状态”。建筑所产生的效果是它的“个性”。作者不仅描述了建筑的种种“个性”(庄严的、华丽的、田园式的、浪漫的),还解释了建筑形式如何作用于每一种“个性”,从而达到特定的效果。这并不是室内的功能反映在立面上而产生了个性,而是造型手段,如屋顶形状、门窗尺寸等的适当运用。建筑所赖以立足的地景也会用来为性格的创造服务。服务居住者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更多地是通过建筑物的“个性”而不是“功能”表现出来的。

  19世纪折衷主义风格盛行,建筑的主要议题是历史风格的采用,因此建筑的个性也就隐含在不同历史风格的选择当中。19世纪末维也纳建筑师、教育家瓦格纳批判这种态度,他提倡风格应该是新材料、新技术和社会变化的产物。在新材料和技术的实现当中,“建筑的个性和象征性”都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显示出来。

  20世纪建筑领域流行口号之一是“国际式”。即一种不论气候、政治、经济条件,在几乎所有地方看起来都一样的建筑风格。现代建筑对空间的关注源于维也纳建筑师路斯。路斯把建筑的本源看做是一种空间的布置,这种空间布置概念的确立,就是“空间设计”。他认识到:“建筑学方面的伟大革命就是在空间上解决设计问题”。

  荷兰风格派建筑提倡:1)建筑的构成,应该再一次强调以几何主题为基础。2)早期风格中的个性化形式应该停止使用。3)建筑的形式应该向客观的方向发展。蒙德里安认为,在建筑的配置中,具有纯粹表现意义的是表皮、体量和空间。建筑师通过面、体、内部房间和空间的关系来表达他的美学体验。

  德意志制造联盟的主要领导人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提倡建筑标准化的风格,即采用类型学的原则舍弃特例,寻求常规。持反对意见的范•德•费尔德和卡尔•恩斯特•奥萨豪斯认为,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的,界定一种类型学的标准形式,甚至把它作为准则,将是反历史的。类型与艺术创造向分离,毫无干系。然而,由于一战后的大量建设需求,标准化主张迅速为人们所接受。

  格罗皮乌斯(包豪斯)从一战后手工艺的理想转变为标准化住宅的实践,和“风格派”运动一样,格罗皮乌斯代表了国际式。而哈林(Hugo H?ring)和夏隆(Hans Scharoun)却坚持一种有机,同时又是功能性的原则。采用与功能相“对应”的形式,哈林把有机和功能等同起来。

  密斯自始至终坚持坚持建筑形式客观性的信念。他认为,建筑对于新的发明或个性化表现,很少或者从来没有起到过什么作用。真正的建筑永远是客观的――是它所属时代内部结构的表现。对柯布西耶而言,建筑的奥秘在几何学和比例,他坚持建筑应该高于单纯的功能主义问题:建筑是由光影、墙和空间所构成的,而建筑师的工作是将这些元素融合进一个整体之中。

  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理性主义认为,现代真正的和原创性的建筑类型,只能通过摈弃个体、牺牲主观原则、关注当前需要,并对逻辑加以最严格的应用才能够产生。

  美国的现代建筑大师赖特认为,必须要有足够类型(风格)的住宅来满足不同类型(风格)的人群和个性的需要,住宅建筑应当反映其主人的性格。同时,建筑的目标之一是要表达出民主的精神。赖特的思想反映了民族化的倾向,他强烈发对走向“国际”式风格。他认为风格是民族个性的体现,并且主张要使18世纪法国人提出的“个性”概念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20世纪下半叶,人们开始批判现代主义的教条思想。菲利普•约翰逊曾经是“国际式”风格的鼓吹者,50年代后开始转向新古典主义。他将历史形式作为纯粹的形式而自由地进行游戏,形式自身只关注自身的审美效果,而不注意政治与社会的文脉背景,也不在于顾客的身份。

  而路易•康却着手将那些功能主义的诸如自然、秩序、几何,以及模数等概念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种能直接满足需求的力量,从而走向一种将建筑作为人类意愿之表达的理念。这些意愿并不是简单地由个体而是由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它们在建筑中的最终实现,体现了一种真实的品质。建筑对于康来说,在于空间的体验。

  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借用古典建筑形式语言作为符号,已取得与现代主义建筑全然不同面貌。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20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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