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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珩:建筑反映我当下生活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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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建筑师,在国内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发展商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即便是有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多数是靠发点声音表达一下,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建筑师是生产线上、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若是上下并没有同样的高度、同样的方向去想问题,最终做出来的东西与我们的意愿相去甚远。@劉珩_doreen
来源:生活元素

来源:生活元素 作者:陈艳 日期:2009年10月

她是南中国建筑行业里名声响亮的大美女,她敏捷的动作和中气浑厚的声音更有那清亮的眼神和她秀丽的容貌组合出一种令人倾心的魅力。

人说知性美女,连知性用在她身上都觉得是弱了,前面加上个理想主义或者会更好。她有想法有激情,敢说敢言,和她的一席对谈有如夏季窒息炎热中台风突然而来的清爽,涤荡心胸。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刘珩,无论是谈及自己的职业经历抑或对社会、行业的触及,她的言语中都时时激荡着欲有所为的建筑师必备的思想火花。

刘珩: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博士,南沙原创建筑工作室(香港&广州)主持建筑师、创始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助理教授。入选纽约Cooper-Hewitt国家设计馆《中国建造》建筑展,建筑设计作品入选欧洲Taschen丛书《Architecture in China》、欧洲Domus系列丛书《Domus +78中国建筑师/设计师》、美国《建筑实录》,并获得美国贝聿铭年度建筑旅行奖学金、埃及国家图书馆国际建筑设计竞赛鼓励奖等多项荣誉。主要建筑作品包括广东南沙游艇俱乐部、南沙鹿颈花园小区、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合作)、广东连州国际摄影节厂房改造展场设计、南京艺术家工作室、珠江三角洲(南沙)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沙德品书店、南沙科学展览中心。

(LE:生活元素 刘:刘珩)

LE:你曾在奥地利Hans Hollein事务所工作过,也曾与Rem Koolhass合作(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这两位享誉国际的建筑大师分别带给你什么体会?

刘:其实这两段经历中间隔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Hans Hollein事务所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实习生,当时就想看看世界著名建筑师他是怎样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主要就是体会到了建筑这一行业对建筑师来说就是清教徒式的一种信仰。但也引发了我的困惑,当这种信仰转化成压力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其实清教徒也没必要,但建筑师这个职业好玩、有趣的那一部分世界还是要作为核心内容来保留。所以在我自己主持事务所后,就一直想保持一种观念,保留建筑师在形成概念、想法这一部分过程中的幸福感。

和Rem Koolhass的合作给我最大冲击的是他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他在专业性上的能力,他总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是远远地跨越常人的,他的反向思维能力很强,总是以与常人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而这种相异的角度往往就成为他作品里的亮点。另外一方面他在世俗问题的处理上很有能力,为了达到他的设计目标他会用各种柔和的但是又非常坚定的手法去说服别人,把矛盾化解,达到他想要的。这种在两个领域内都占据主动权、将建筑师这个原本是被动性的角色转变成主动性角色的能力正是目前我们中国建筑师所缺乏的。

LE:风格对于建筑师来说,意味着他作品中一些很鲜明的特质,某些他经常喜欢使用的元素,某类他得心应手的手法,比如说Louis Kahn的作品一看就很Louis Kahn,Frank Gehry的作品一看也很Frank Gehry??你希望刘珩风格是怎样的?

刘:风格来源于喜好和倾向。我自己比较喜欢简洁的东西,因为现代社会信息量太大了,人们常常不胜负荷。从我个人来说,精神上越复杂的时候我就希望身边的物质越简单,所以我的设计风格就是追求清爽、简洁,反映着我当下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简洁跟现代主义风格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现代主义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简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跟人性相违背的。所以在具体的实施上,我常常会很注重建筑材料的使用,希望能用一些非常人性化的材料去造就一种简洁的空间,体现人性化的温暖。而且我对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的考虑会比较多,希望自己设计出来的空间,在今天看起来是舒服的,但在十天后、一年、更久的时间,看起来依然觉得眼前一亮,而且随着年代的逝去,它能越来越令人感觉舒服,这样的建筑空间是我最向往、最想创造的。

LE:迄今为止感觉比较满意的作品?

刘:不能说满意。建筑艺术的实现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创造过程。在实践过程中,你会发现许多技术上达不到或人力上达不到的部分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变通,而在这种变通过程中会考验你的应急艺术能力,这种能力是很关键的。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种判断还要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因为这种改变和应急,到最后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你会发现比最初的设计要更好,又或者局部比你想像的要差。实际上有些东西最后就很完美,但有些东西就很欠缺,始终不能说是均匀的作品。我现在也在探讨一种状态,就是在建筑图纸上怎样保留一些余地,这种余地根据时间和事情的演变还是在不断消化、进化,最后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动态的、综合的结果。

LE:那下面的人岂不是很痛苦。今天回来是一张新图纸,明天回来又是一张新的,就像写Louis Kahn的书里所提到的一样(笑)。

刘:中间的过程肯定痛苦一大片啦,但如果最终出来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很高兴,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珍惜时间的结果,而不是浪费时间。

LE:你刚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回来,谈谈这一届展览的情况吧?

刘:挺有意思的,很多不同方向的建筑。一方面,像Frank Gehry这次拿到了个人的终身成就奖,还有Zaha Hadid在展览上的受欢迎程度,都体现了建筑的时尚性,以及社会已经将建筑师提升到了生活品质创造者这样的高度,这种建筑方向多元化的趋势挺好的。另外与这种将建筑附加了更多的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构成对立面的,是有些展馆,例如日本的建筑师,就呈现了一些很轻的东西。剥离了建筑所反映的大量的信息,而回归到建筑本质的考虑上,体现出一种乌托邦的思潮。总体上说,这次展览一个是展现了非常当下、目的性非常强的东西,例如对能源问题的考虑,已经从政治层面结合到业界中,还有建筑所承担的引导社会生活方式的角色,另外一个就是重新涌现了乌托邦的思潮。

LE:的确是建筑的社会性、现实性在这些年是体现得比较明显,而乌托邦的想法少有出现,如果说这次展览开始体现了这么一种思潮的回归,你觉得它和上世纪六十年代“ 建筑电讯”流派(Archigram)、R.Buckminster Fuller等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刘: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波思潮,引领了大家对未来生活的渴望,那种渴望完全是通过建筑方式表达出来的。那时的乌托邦不是凭空的乌托邦,它是倾向于通过技术的革命,给未来带出某种可能性。像R.Buckminster Fuller那个阶段的工作,因为技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后他把这种技术极大化以后,跟乌托邦的生活方式和乌托邦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动力在那里支持乌托邦的想法。但现在的乌托邦的想法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反思。比如像能源问题,能源过多消耗以后,将来人们的生活会怎样?像大量的玻璃幕墙的建筑,它们非常耗能,一旦没有足够的能源去支持它们,这些建筑还能做什么?是其他人占领这种办公空间,然后这种办公空间转换成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现在的这个思潮是在想像后能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悲观的情绪。或者它也不能叫做乌托邦,其实有点像是对于世界末日的想象。

LE:你对这种悲观的情绪是怎么看的?

刘:我其实对人也抱有悲观的想法。像这么多年来这种加速度的发展,最后也许会趋向非正常的灭亡。就是说,人的灭亡是一定的,这是自然规律。但采用什么方式去灭亡?人是可以有选择的。而我们目前这种加速度的城市化的发展,其实就是一种动力去加速人的灭亡。我个人对未来不是看得很好。比如说这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政治性特别强,就是现在能源危机已经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要通过政治层面的决策,自上而下,推动下面各行业的走向,例如建筑。倾向于节能或其他积极手段的政策导向,将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放慢的话,最终可以延缓人类的灭亡过程。

但是我们作为建筑师,在国内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发展商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即便是有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多数是靠发点声音表达一下,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建筑师是生产线上、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若是上下并没有同样的高度、同样的方向去想问题,最终做出来的东西与我们的意愿相去甚远。

LE:如果说现在是处于低谷期,你觉得这反而会不会是给整个业界带来冷静思考的契机?

刘:那当然是了。进入一个冷静的阶段很有必要。我比较赞同欧洲还有香港的做法,它们都是集中发展。像在中环,它容积率可以去到很高,把已经开发的土地都极大地利用起来。它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土地储备量还是很丰富的。它就是会要保持一个平衡,觉得不该发展的地方就是不发展,整个政府是对整个区域的未来几百年都要负责,不是为五年内负责。我们目前的这一波衰退,虽然看起来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其实是拯救了更大的一种利益。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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