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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物】马国馨:故土中华忆揽洪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华揽洪这个名字,记住他为他的祖国和他所热爱的事业所做过的一切,也希望从他的曲折境遇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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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华揽洪先生(1999年6月23日)

图1:华揽洪先生(1999年6月23日)

华揽洪先生是老一代的建筑规划设计大师。2012年12月12日,他在法国享年百岁仙逝。当时我正在美国小住,金磊先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回信让他向华先生的女儿华新民女士转致慰问。今年(2013年)回国后的第二天,即1月24日参加了华先生的追思会。华先生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和他的女儿华新民一起,共同回忆了他的经历、业绩、为人和生活。华先生1951年由法国回国,1955年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77年退休回法国定居。他在中国生活的26年中有22年是在北京院度过的,但1957年以后的20年他并不顺利,并不愉快,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满腔抱负无法施展,也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成就,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我是1965年来到北京院工作的,当时院里有两位身材高大、高鼻深眼的具有外国血统的工程师,一个是华揽洪,一个是雍正华,当然华揽洪的名气更大些。1957年的那场风暴已经过去了8年,他的“右派”帽子也在1960年摘掉了,但当时人们仍对这批人以“摘帽右派”的另册称呼对待,所以我们大家都只能称他为“老华”。“文革”前老华是在研究室,“文革”中虽也受冲击,但印象中还不像陈占祥先生那样厉害,估计可能是因为他爱人是外国专家。但“文革”中设计院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也很激烈。曾任设计院党委书记的李正冠当时表态支持一派群众组织,于是另一派组织就揭发李曾向“向‘摘帽右派’学法文”。当时老华已在院供应室的情报组工作。陈占祥的女儿作家陈愉庆在一本书中对此曾有回忆:“李正冠隔三差五来看父亲和华揽洪翻译的文字,……一次他对父亲说,我有一个计划,想向你和华揽洪学英文和法文,每周英文、法文各一节,如何?每周各一节英文、法文课,成了李正冠雷打不动的日程,北京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成了中国建筑界两大‘右派分子’的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李正冠的学习可能就是响应这一号召的具体行动。但不知为何,学英文的事并不为众人知晓,而向老华学法文一事则在运动中时时被提起,成了这场群众组织争斗中的陪绑资料,时不时要烧上一下。“文革”后期,他在新组建的第三设计室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和学习。当时我也在三室,他的座位就在设计院老楼南翼东大屋的东南角靠窗处。除了设计人员都配备的一套设计图桌和图柜外,他比别人多了一个书架,上面放满了书,尤其是法文书。我的图桌离他很近,所以有机会和他聊天或利用全室在东大屋开会时,躲在一角翻看他书架上一本很厚的法文百科全书,里面有许多小插图印制十分精美。但当时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向老华更多请教或学习,可能是有所顾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到遗憾。记得我们为家访还曾去过老华位于灯市西口的家,但去干什么却想不起来了。老华去法国以后。有两次在国内遇到他:一次是1999年参加国际建协的北京大会时,在人民大会堂会场见到他;另一次是他为北京儿童医院的改扩建到设计院来研究方案,在电梯间看到他。但这两次会面都是简单地寒暄问候几句,每每匆匆而过。不过,在大会堂时和他一起拍的照片成了现在难忘的纪念。

图2:作者与华揽洪先生

图2:作者与华揽洪先生

1951年老华39岁回国后的五、六年时间中是他比较活跃的时期。当时他在法国已有十几年在建筑和规划设计上的从业经验,据统计,他经手的设计项目有五十多项,有些建成后一直保存至今,充分表现了他在设计业务上的经验和成熟。张镈总曾评论老华“在建筑设计和城乡规划上有独到见解”。老华先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都委会这个机构成立于1949年5月22日,其任务是在保持北平为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城市变成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老华的父亲华南圭参加了都委会的成立并任委员。都委会的几任主任先后是叶剑英、聂荣臻和彭真,副主任是张友渔(时任副市长)和梁思成。1951年时其组织机构有技术室主任梁思成、副主任华揽洪、企划处处长陈占祥、资料组组长华揽洪(兼)、副组长陈干、市政组组长华南圭(兼),办公室主任王栋岑(兼地用组组长),专家办公室负责人土曼斯卡娅。此前,对北京市的规划先后有1949年8月华南圭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做的“西郊新市区计划纲要案”,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曾联名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4月朱兆雪、赵冬日对北京总体规划的建议,12月都委会首次编制“北京总图方案”,1953年1月华南圭对北京总体规划提出建议等。后来市政府为了加快编制规划方案,1953年3月由都委会提出了甲、乙两个规划方案。其中甲方案由华揽洪和陈干主持,乙方案由陈占祥和黄世华主持。这两个方案在大布局上没有原则区别。行政中心都设在旧城中,城市总用地都是50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450万,规划年限20。但在中央行政区的布置方式、铁路总站的位置、城墙的处理方式上有所不同。尤其在道路系统上,甲方案在中心区保留棋盘式格局的前提下,分别从旧城的四角插入四条放射形的干路,而乙方案仍是传统棋盘式格局。从甲方案中可以明显看出老华的整体规划思想和风格,也可以看出他受到法国巴黎规划的影响。后来在甲、乙方案的基础上又提出过一个调整后的丙方案。同年6月,在郑天翔主持下,抽调一批中青年技术人员组成了新的班子,即畅观楼小组,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综合修改提出了首都第一个总体规划方案,后来又提出了1954年修正稿,这时已经没有华、陈的什么事情了,当然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规划争论的“公案”。

图3及图4  1953年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一、二

图3及图4 1953年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一、二

老华在建筑设计上也留下了几件耳熟能详的作品。当时北京城市建设百废待兴,一大批医院、旅馆、办公楼和住宅需要兴建。仅就医院建筑而言,在那一时期就先后建成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现友谊医院,1954)、同仁医院(1954)、积水潭医院(1956)等。北京儿童医院是于1955年6月1日竣工并投入使用的,老华和傅义通等建筑师对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有600个床位的医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梁思成先生曾评价说:“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了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张镈大师认为:这个医院“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访的波兰和东欧几个国家的建筑师代表团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也为这个项目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为业界熟知。另外老华也一直关注事关民生的住宅设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人民的恶劣居住情况还没消除,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新问题又摆到面前了。当前的急务是如何用最快、最省的办法来修建更多的住宅”。即以北京为例,曾先后建成了一些住宅区,但在住宅区的规划方式上,受当时苏联规划手法的影响,如1954年建成的百万庄街坊,即由周边式或双周边式住宅小街坊组成,虽构图严谨,但也存在一些功能和使用上的问题。1956年时正要兴建白纸坊和幸福村两个住宅区,老华的班子承担了后者的设计,他即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做了一次探索。张镈大师在“反右”时曾对幸福村的规划进行过批判,但在晚年时,他回忆道:“华在居住小区住宅设计上主张外廊单元,在规划布局上采取不规则的组织排列组合,打破了当时的学苏一边倒的周边式布局,深得清华师生的推崇和赞许。”对这些工程,都应从历史的角度给予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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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华为人正直、坦率,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国外受教育和长期生活在国外的背景,也使他观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界的学术氛围还比较活跃,各种不同意见可以较自由地发表,老华也是这些自由讨论中的活跃分子。1956年10月25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题为《沿街建房到底好不好》的文章,对当时城市规划中沿街建房,尤其是建住宅的现象,从朝向、噪声、经济、美观等角度提出了疑问。他“不相信必须把建筑物放在一个不合适的朝向、给居民以不好的生活条件才能造成美丽的城市”,认为沿街建房“是过时的老办法,在欧美各国已经充分证明它不适合于现代人民生活,形成了不可挽救的恶劣局面”。针对北京和平宾馆受到过的批判,他在1957年上半年发表了《谈和平宾馆》一文,从底层的布局、标准层平面、门厅、外形、细部等方面分析了和平宾馆的成功和不足,认为“能比较正确地应用近代建筑的手法,和平宾馆还是少数的实例之一”;“当时我们建筑界未能正确地去吸收和平宾馆中的优点,反而在‘结构主义’的片面批评之下,将其优点也一概抹杀了。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实事求是地来分析一下是非,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用分析实例的方法来说明一些建筑理论问题,是开展‘百家争鸣’最好的方式之一,这个方式对设计的进步、设计手法的改进都会起到定的作用”。此外,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总体规划方案,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和苏联的建筑作品,对于北京已建成的一些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老华都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999年6月,老华在回国参加国际建协北京大会时接受记者王军的采访,曾提起过这段往事:“我被打成‘右派’,一个主要原因是我提出苏联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不好,主张搞西方现代建筑。那时,对苏联是‘一边倒’,苏联的什么都好,不管是建筑设计还是城市规划,都是苏联第一。实际上,苏联的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相当落后,相当于西方古典主义的做法。他们实际上也在学西方,但学的是西方老的一套。一直到赫鲁晓夫上台后,才有了一个大变化。我被打成‘右派’,说是因为我反对苏联等等,实际上,那时苏联在那方面已经开始转变了。”尤其是1957年5月底,《文汇报》记者刘光华在采访老华以后,以《不能光顾盖高楼大厦》为题整理了一篇访问记,老华在访问中提出:“首先的问题是根据我国目前现有的条件和要求,根据我们的经济情况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来决定城市建设中各种类型建筑的比重和建筑物的内容,从而研究建筑的形式。脱离了这点来谈艺术形式就是本末倒置。可惜到今天,无论是主管部门或是建筑家们,还没有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一般建筑的‘标准’过高,已严重地脱离了我们的经济条件和人民生活水平,完全不符合过渡时期的要求——‘用最少的钱,办必要的事’。”随之老华又点名批评了北京市委大楼:“这幢楼不但标准高得惊人,而且已达到当前铺张浪费的最高峰——它的浪费程度的严重性,已远远超过过去被批判了的许多高楼大厦。”他的这些观点和言论都成了后来“以言获罪”的绝好材料。随着《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发表,反右斗争大规模展开,老华和陈占祥先生一下子成了建筑界的右派代表人物。最后老华写了近7000字的书面检讨题目叫《低头认罪》,给自己扣上了“极端自高自大和反党思想”“缺乏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就使我对一系列问题有了错误的认识,并且使我采取错误甚至于危害性很大的态度。最后,使我走上反党的道路”的帽子。一个在法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中国建筑师,在回国以后却变成了著名的“反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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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5年都委会撤消以后,老华就到了规划管理局设计院即后来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成为院总建筑师和第六设计室室主任,成为设计院早期著名的“八大总”之一。但因反右的开展,他的总工只干了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经过改造,他在1960年摘去了“右派”帽子,但他的“右派”改正结论是他已到法国定居后才于1979年1月做出的。结论中提到他的右派分子“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职务”。“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所写的文章和所提的意见,属于学术性问题,并非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老华的百岁生涯中,有42年时间生活在北京,其余时间都生活在国外,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建筑师,自始至终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事,出一把力。1955年时通过老华在法国的好友瓦格(时任国际建协秘书长)和他的牵线,中国建筑学会派包括老华在内的8人代表团出席了国际建协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四次大会,并正式成为国际建协的会员国,这也是我国学术组织成为国际组织成员的较早的例子。此后在1956年6月,老华作为学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建协城市规划委员会组织的华沙会议,1957年2月老华成为中国建筑学会的理事,并在4月受国际建协之托,代表学会访朝,考察了平壤和咸兴两个城市的规划。

即使老华以戴罪之身的角色,也还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他在20世纪60年代敏感地发现,北京的树木和绿化状况对于古都的保护和绿化的保护很有意义,“每一座四合院都是中国的国宝,每一座四合院里的树木都是国宝中的一部分”。于是利用当时眼疾病假的机会,拿着北京老城区大比例的详图,一条一条胡同,挨门挨户调查四合院内外的树木,整理了一幅绿化图交给北京市政府。他觉得“自己的精力没有白费”,并在他88岁时回忆了这一段故事,“在巴黎遥祝绿色的北京老城长青”。“文革”中老华在供应室情报所工作。那时北京院承担了阿尔及利亚博览馆的工程。这是北京院较早承担的涉外工程,对图纸内容和文字说明要求很高,并完全要译成法文。老华就到设计室里承担了这些烦琐的工作,并亲自用打字机完成图纸上的法文说明。据说最后外贸部的专家来审查设计图纸时,曾对图纸中一些法文的翻译提出过疑问,后来向他们解释:“这些都是华揽洪先生看过的。”于是马上“免检”顺利通过。在这项工程积累的基础上,老华又整理了厚厚的一本《法汉建筑工程词汇》在内部出版,为行业的业务建设尽了力。记得我去情报组时曾看到过老华整理的《法汉建筑工程词汇》的原稿,都是像整版报纸那样大小的一篇篇稿子,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大纸盒子里。后来他又陆续补充了一部分词汇作为补遗在内部印行。他在三室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设计任务,但他也自选题目搞一些他认为有用的研究。老华自己去晒图组找来一些裁下来的透明图纸边角料,宽约20厘米,然后在上面画好他的想法并附以说明,然后再晒成若干份蓝图分送给他认为有关的同志参考。我记得有一份是关于北京立交桥的研究,当时北京第一个立交桥复兴门立交桥是在1974年10月完成的,是互通式全功能长条首宿叶式的立交,但在使用中很快就发现其设计并未将非机动车和行人的流线解决好,和机动车有许多交织点。老华针对这一问题画了很多方案来解决,因为非机动车的问题在国外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我记得他在图纸上画了好多箭头来表示不同流线的通过方式。另一个是关于窑洞如何在平时加强通风以利于使用的方案,记得他画了一些剖面来图示解决办法。还有一份是以文字为主,配以小插图,提出了他对住宅建筑设计中许多细部处理的看法。题目是《关于一般住宅中的几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初步设想》。我记得一条是他认为楼梯踏步的断面不应是平的,而应是边沿上高,里面低上一点才更舒适;还有一条是认为过去在窗户下面的窗台都挑出一个小出檐,但他觉得这没有什么用处,如此种种。这些可贵的资料听华新民说她已收集到了一份,但像立交桥那份至今还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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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老华回到法国以后,仍然时刻惦记着祖国,仍然为介绍中国的城市建设、促进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奔走。他曾在大学教过书,为巴黎的中国使馆、驻联合国代表处、中国留学生宿舍等设计和改建工程尽力。1981年,他还在法国出版了《重建中国——城市规划的三十年》,就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向国外介绍了中国1949年以后的城市建设历程。2002年,老华获得了法国文化部授予的艺术与文学荣誉勋位的最高勋章,其中表彰他在职业生涯中“超乎寻常的职业责任感和为人的正直”。当国内建筑界的同行或同事到巴黎访问时,老华都是热情接待,并不顾年事已高亲自驾车陪同去参观巴黎的新老建筑,给国内采访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海外归来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专家,他对祖国充满热爱,他一心要用自己的学识和才智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但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他成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华老在中国前后生活了42年,但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能力,他的才华,他的志向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施展。老华曾对作家韩素音说:“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并住在中国;而我,1951年以来,却仍是个外国人。”张镈大师说:“三中全会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全部发还他的高工资,爱人(法籍)终于再回法国第二故乡。但人已老,干不动了,实在可惜。”这不仅是老华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行业的损失。对老华有所伤害的事后来也还有发生过。记得是2009年9月9日,华新民到我的办公室来(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华新民),好像是来谈她们家在东城老宅面临拆除的问题,因她听说新的设计是由北京院做的,所以找我问一下。我当时对她说:“你先别忙这件事,有一件事比这事还更着急。”因为儿童医院与北京院紧邻,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前几天忽然发现儿童医院的标志性建筑物——烟囱加水塔被用脚手架包了起来,并且从顶上开始拆除了。告诉华新民以后,她马上回去为保护这一现代建筑的重要遗产而奔走。9月14日,北京电视台就在儿童医院进行了一次现场采访并很快播出,参加的有我院刘开济、王昌宁、刘力和我等一批总建筑师,还有规划局的一些同志,大家都讲了这栋建筑在新中国规划建筑史上的重要性,从保护建筑的完整性、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等方面谈了很多。《新京报》为此还发表了题为《请留下这处中国现代建筑的纪念塔》的社论,多家报纸对此事也做过报道,当时也起了一点作用,拆除工程停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趁人们不注意忽然加快了拆除的步伐,一个精品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这样消失了。据说这是环保局根据北京市要在奥运会前拆除“废弃的烟囱”的指令而下达的文件,这个35米高的建筑其实是烟囱、水塔、钟楼的巧妙结合,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礼士路的街景看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初如果能和主管城市风貌的首规委多联系沟通一下,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华揽洪这个名字,记住他为他的祖国和他所热爱的事业所做过的一切,也希望从他的曲折境遇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2013年2月10日(春节二稿)

(作者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转载自:马国馨著:《长系师友情》,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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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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