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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小区:城市生活的癌症 -问题及对策 Gated Communities: Cancer of Urban Lif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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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 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居住区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来改善治安。与它们在美国的对应物相比, 中国的封闭式小区有何特点? 这一新开发形式有何影响,特别是针对高密度中国城市的城市生活而言? 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城市为何会如此快地照搬就是在美国也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资本主义房地产开发模式?作为第一个对此课题的研究,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设计对策。
来源:缪朴

This paper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published English article listed below, with minimum
revisions:
Pu Miao
“Deserted Streets in a Jammed Town: Gated Communities in Chinese Cities and Its Solutio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Vol. 8, No. 1, 2003, pp. 45-66.
@2003 Pu Miao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glish article, a heavily abridged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as “Cancer of Urban Life: Problems of Gated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Their Solutions” in
Time+Architecture (Shanghai, Vol. 5, 2004, pp. 46-49). This translation presented here is to
allow Chinese readers to see the complete discussion.

本文是下列英文发表文章的较完整中译:
Pu Miao
“Deserted Streets in a Jammed Town: Gated Communities in Chinese Cities and Its Solutio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Vol. 8, No. 1, 2003, pp. 45-66.
@2003 Pu Miao
以上英文文章发表后, 曾经过大幅缩写后翻译成中文,以 “城市生活的癌症—封闭式小区的问题与对策”为题发表在《时代建筑》 (5 卷, 2004 年, 46-49 页) 上。现将全文翻译于此,供读者了解完整的讨论。

一种新的城市空间

这几年来, 每当一个访问者走进上海内环线外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开发的新居住区, 他一定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与中心城区熙熙攘攘的街道相比, 这里似乎不像是大都市的一部分。 沿街肩并肩的高, 多层公寓楼虽然与市中心没什么两样, 它们的脚下都围绕着两米以上高的围墙外加隔离绿带。 但绿带外铺砌精致的人行道上却往往杳无人踪。 整个街区看上去像没有演员的舞台佈景! 围墙在人行道边漫无休止地延伸着,有时你要走长达 500 米后才会看到一个大门, 通常都装饰华丽, 带着希腊雕像及穿着酷似警察的门卫。 但在这些零星洞口之间的街道却更像是“卫城”之间的无人地带(图 1)。 这之所以令人奇怪是因为这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几乎有10,000平均人口( Shanghai Municipal Statistics Bureau,2001, p. 25)。显然,一种新的空间模式, 封闭式小区, 正在飞快地改变着我国城市住宅区的面貌, 上述的体验正是该巨变的结果。 本文将首次对这一可说是近年来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影响最深远的趋势做一分析。

图 1 上海郊区某封闭式小区外面的人行道。

五十年代以前, 我国大多数城市住宅是传统的低层庭院式住宅(建于1949年以前) , 每户住宅直接开向小巷或街道。 五, 六十年代政府在现有城市中兴建的多层公寓工人新村不一定有围墙, 即使有也通常开有多个通向街道的无门卫的大门。 为了尽快弥补文革十年(1966-76)之间几乎停顿的住宅建设所造成的居室短缺, 我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开发了大批住宅工程。 2000年全国住宅面积达44,100百万平方米,几乎四倍于1985年的总数(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01, p. 344)。 我们可以安全地说几乎所有这些新增住宅位于某种形式的封闭小区中。封闭式小区不仅是郊区成片规划的新建大型住宅区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在城市中心区内,如市中心城市改造后产生的新建小型豪华楼盘或改建的传统住宅及工人新村,像北京的龙潭北里小区(1965)在2000年将原有的15个开口缩减到8个带门卫的大门(肖雯慧,2002)。 从1991到2000年, 上海83%的居住小区均以某种方式被封闭起来(苏宁,2000)。 同期中我国另一个经济重镇广东省封闭了54,000个小区,覆盖70%以上城乡面积及80%以上人口(张知干, 2001)。虽然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以上数据可以给读者对封闭式小区在我国的推广程度有一个大概概念。

我国封闭式小区的特点:中美对比

在国外封闭式居住区被广泛采用是从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开始的,到九十年代末美国总住户约为三百万户,总人口约8.4百万( Blakely and Snyder, P. 2)。但与此同时这一居住形式在国外一直是争论的对象。显然,它在我国蔓延的速度远超过美国,颇有后来居上之感.我国封闭式小区与美国相比有何异同?以下将根据1996到2000年之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12个规划方案来分析我国典型封闭小区的特点。首先,我国封闭式小区的问题与“小区”这一概念关系密切,该术语虽直接源自五十年代引进我国的苏联规划概念 microrayon,但它实际上与192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邻里单位”十分相近( Gaubatz, 1995, p. 31)。小区被纳入国家规划法规中, 成为我国投资开发及规划居住区的基本单元(图 2)。 所有成片规划的新建居住区均按小区概念设计, 连空间形态完全不同的老城内现有传统街区也经常在管理上称自己为“小区”。
与美国的模式一样, 我国的封闭式小区周围用墙完全封闭, 仅留一或多个带门卫的出入口。 有时并在其边界加设闭路电视摄像或红外线报警监测系统。 成片规划的社区通常在墙内设有一些半公共设施。根据房价的不同,这些设施可仅含一处集中绿地,也可包括游戏场,俱乐部,以至商场及游泳池等额外内容。小区通常由某种形式的居民组织雇佣保安人员进行管理。但中国的一个封闭小区的人口及用地远超过美国的社区。我国一个小区通常占地12-20以上公顷,内含2,000-3,000户(假设每户3.2-3.5人)。与之相比,美国封闭式住宅区平均只有291户,其中几乎有一半社区只有150户或更少(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p. 22)。据说大型尺度可产生经济上的规模效应,但我国以小区作为唯一的开发单元无疑也保证了大资本开发模式的垄断。可能与此有关,我国小区的结构组织(如每个小区下分5-10个居住组团,多个小区共同组成住宅区)及建筑形式远较美国更为单一化。

图2 一个典型的封闭式小区。

中美封闭式住宅区之间另有两个对以后讨论意义重大的不同点。其一是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通常比美国城市要高5-10倍,这就确定了我国小区人口远为稠密的特点( USCensus Bureau, 1994, p. 840)。美国城市居住建筑的主要形式是低层独户住宅,每公顷约12-15户。而我国典型小区中多为10层以上或6到7层的高,多层公寓,每公顷约120-180户, 容积率达1.2-1.5。市中心地段的开发项目密度可能更高。在这样高密度及高速发展的城市中, 几乎没有一个居住区的周边会长期存在农业用地,如我们在不少美国近郊新开发的封闭式住宅区外看到的那样。大多数我国近郊区的居住小区四周为交通干道,路对面是更多的住宅区。

另一个重要不同点是我国居民以步行或公交为主要交通工具。就目前来说,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不可能购置汽车。2000年平均每200户居民才拥有一辆私车(National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01, p. 310)。即使在未来私人拥有车辆的情况有重大改变时, 由于我国高密度城市空间的结构性拥挤,居民也不可能在中心城区中大量使用私人汽车。这点可从东京,香港等类似高密度的现代化城市中当前居民的交通方式中推断出来。

如果说封闭式规划在美国主要是为富裕或中产阶级社区服务, 在我国这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居住方式。虽然媒体热衷于介绍少数为特定阶层设计的豪华楼盘,大多数现有封闭式小区的居民收入高下不一。在最近新封闭起来的老住宅区(改革前建造的)中此点最为明显。直到九十年代末以前,居民通常由其工作单位给予住宅,收入不同或社会地位不一样的家庭经常会住在同一栋楼中。即使在今天,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主管可能依靠国家分配或房屋津贴享有豪华的住宅,但其工资不一定等同于西方类似经理人员的高收入。

为什么要封闭?在美国不同的社区会因其各自的社会经济特点给出不同回答,有的为了防止外人使用内部的公共设施,有的为了强调地位感,还有的是为了安全( Blakely andSnyder, 1997, pp. 39-45)。但对我国绝大多数封闭小区的居民来说,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改善治安, 其它结果只是附带的额外收获罢了。

中国封闭小区的管理方式与美国有较大差别。 由于我国正处于从国有住宅向私有制过渡期间,不仅多种房产所有制同时并存(如产权可属国家, 国有企业, 或私人),即使是私有业主也未习惯于对自己的财产完全负责。一些住宅区的业主因管理费用太低,甚至无兴趣成立业主委员会。又由于我国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 不少地方政府对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的建立, 经费来源,运作及执法没有永久性的立法。因此许多社区的管理机构通常是由基层政府, 物业管理公司(由开发商当初指定的或原国有房管所演变而成) , 开发商, 及未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房主代表临时拼凑而成,按照政府随时颁发的各种法令进行管理。这样一个法理基础及执法能力薄弱的机构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 即使在像征收管理费这类最基本的功能上(王哓俐等, 2001; 南京党建,2002)。

最后,我国封闭式小区的另一个特点说明了为什么该体制在我国蔓延如此之快。在当前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历史转折关头,维持社会安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而封闭住宅区被看成是防止犯罪,增强安定感的速效药。因此各级政府均把砌墙安门作为一项政府职责来执行。如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公安部等把封闭小区作为检查基层政府安全创建活动的关键指标之一(钟志伟,1998)。北京市公安局等三个市政府主管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居民小区能封闭的必须封闭起来( www.cmen.net, 2002)。在这样的压力下,基层政府会在它们的工作日程中详细规定何年何月之前要封闭多少个住宅区。是否是封闭式管理成了一个社区能否得到"文明安全小区"荣誉称号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在美国完全是由开发商或住户决定要否封闭自己的住宅区,我们不能忽视上述这些政府参与所起的作用。我国政府对封闭式小区的完全肯定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其正反两方面后果的深入研究及客观讨论。这是为什么本文经常需要从像中学生社会调查报告或通俗杂志的案件报道这类非"正统"文献中引证资料。

封闭管理有没有用?

由于安全是封闭管理的主要目的,这一手段究竟是否达到了它的目的呢?从媒体及政府报告中发现的回答不是清一色的。

一方面,一些城市及社区声称它们的小区经封闭及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后,全年盗窃案数字下降达45-85%之多(侯召迅, 2001; 苏宁, 2000; 肖雯慧, 2002; 周劲草,2000)。 报刊及其他官方报道表示政府官员鼓励封闭,因为该措施不必增加警力就能降低发案率。大多数居民也乐于封闭自己的小区,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安全感,同时也防止了无照摊贩的吆喝,过境交通的噪音,不请自来的推销员或门缝下塞进来的广告(倪国强,2000; 贾晓燕, 王小平, 2001)。上海郊区一个中等收入的小区共有2,100户住户,1999年征求居民意见是否要封闭小区,结果显示68.5%赞成,11.3%反对,17.7%无所谓(倪国强, 2000)。开发商相信封闭式管理有利于快销房产,更是在其广告上大做"24小时专业保安","智能化全封闭管理"之类文章。这些正面的回应很接近美国市民对封闭式住宅区的评价( Dillon, 1994, p. 9)。 1996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社区的保安设施越多,它的居民越倾向于相信自己社区的发案率比周围低(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p. 125)。

但另一方面,非官方的报告显示封闭式小区的居民私下里常抱怨围墙除了制造一个安全环境的幻像外,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安全,就像有些居民所说得那样:"花钱[指封闭的成本]不消灾"(王哓俐等, 2001)。如北京西城区在1997年开始建封闭小区,但1998年在已封闭的小区中仍然发生了228起入室盗窃案(那日苏,2001)。不少广为报道的盗窃凶杀案发生在封闭式小区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95年北京昌平温泉花园的杀人案,导致了我国首例因人身伤害业主状告物业公司(毛磊, 1996)(而该业主的胜诉成了1999年国内十大房地产新闻之一)。成都(1993)及苏州(1997)都报道过类似臭名昭著的案子(袁希科, 陈彬, 1998; 郭九聪, 赵炳荣, 1998)。

为什么封闭会有如此不一致的反应呢?首先,许多正面的统计数字因其调查方法的严谨性而值得讨论,如社会经济上的变动可能对某年发案率的下降更有影响。同时我们应承认基层干部为了取悦上级可能在数据中加水份。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解释。仔细调查一下封闭式管理成功与不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罪案下降的社区总是采取了比砌墙安门更多的措施,特别是有效的由人进行的监视及巡逻。封闭式小区出问题的往往缺乏这种由人提供的保安措施。

由于我国大多数房产主的收入有限,即使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一般也只能负担得起3-5元的保安费。但这样的收费标准只能给保安人员支付500-600元月薪,相当于这些地区平均工资的一半( Sohu.com, 2002; 王哓俐等, 2001)。这使封闭式小区,特别是居民收入一般的社区难以配备到足够的保安。根据2001年的一篇报道,虽然统计显示60%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夜间,北京95%以上的封闭式小区还是无法提供24小时门卫及巡逻(那日苏, 2001)。在某些低收入的社区里,管理部门甚至把值班室租给商贩以弥补日常运作经费的不足(南京党建, 2002)。即使有了真正的保安,他们也通常是年老体弱的退休人员,既缺专业训练又无合适工具。对一个住户数以千计的小区来说,这样的门卫根本无法检查所有出入人员车辆,任何人只要穿着得体就可以过关(韩景童, 2000)。这解释了为什么上海一个封闭式小区的出租房主被他的房客将家具搬运一空,而另一个房主一年中被撬三次(王哓俐等, 2001)。

即使有严格的门卫,封闭小区内如没有持续的巡逻将仍难保证安全。前面提到的几起盗窃凶杀案中的作案人可以轻易攀爬到几层楼高,单单一堵墙很难防范这样下了决心的职业罪犯,更不用说一些小区的墙本身就有不少漏洞。在前述的一个案子中,一旦罪犯进入一个封闭式小区,围墙反而使侵入者难于被区外马路上的行人或相邻住宅内的居民发现。但由于我国一个小区动辄占地十几公顷,即使不考虑经费,也不可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同时有保安巡逻。

美国有关的研究印证了封闭式管理在保安方面的上述局限( Dillon, 1994, pp. 11-2)。佛罗里达州 Ft. Lauderdale 市的警察局对1988到89年之间封闭及开放式社区的发案率进行比较,发现在这两类社区之间无明显不同(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pp. 84-98,122-4)。

城市生活的癌症

即使不考虑封闭式住宅区实际上能否防范犯罪,美国一些研究城市的学者同时指出了一个更危险的问题-封闭对城市社交生活的副作用。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支柱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贯强调由不同阶层的居民共享同一个公共空间来增进互相了解,从而提供一个“社会安全阀”。 而物质的墙或栅栏只会加强社会中因经济,文化,种族等已形成的“墙”,导致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 Davis, 1992, pp. 155-6)。正如美国首先就封闭社区做专著研究的 Blakely 及 Snyder 所警告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即使有一定的隔离存在,不同肤色及收入的人群仍必须一起解决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会因此而学着更尊重对方,其社会关系网也因此扩大了。在一个隔离的社会环境中,社交距离产生成见及误解,时间长了将导致恐惧及更远的社交距离”(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p.138)。在我国, 由于前面讲到的居民在使用公共空间上与美国的两个不同点,封闭式小区对城市社交生活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首先,由于中国城市的高人口密度限制了居民家中的私有空间,居民必须依赖公园,茶室及其他城市公共场所来进行在美国通常在自家后院进行的社交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居民使用城市公共空间远比在西方频繁( Pellow, 1993, p. 419; 缪朴,2001, pp. 15-6)。其次,有限的私车拥有率意味着这些频繁的光顾必须通过步行,自行车或其他设固定站点的公共交通来实现。由于封闭管理与这两个独特的行为形式有着结构上的冲突,它至少产生了以下三个问题:减少公共街道上的社交活动,不利合理布置公共设施,及不便居民日常生活。

1、无人的人行道
街道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形式。城市学者都知道,人越多的街道上社交活动越活跃( Whyte, 1980, p. 19)。 由于一个封闭式小区的内部道路上不可能有很多人(同时详2、有关人群单一性的问题),真正的公共空间只能是小区围墙外的城市道路。要鼓励居民到这些街道上来就必须增加步行入口,例如像建筑直接开向人行道的门洞口及横马路或步行小径与街道的交叉口。美国城市设计理论家 Allan Jacobs 认为,所有他所谓的“伟大的街道”都有一个必然的共同元素: “最好的街道在它们的边缘上都有一种透明感。”他观察到:“最好的街道边上都满是门洞口,其间距可近到12英尺[约4米]”( Jacobs,Allan, 1993, pp. 285-6)(图 3)。至于街道的交叉,著名的美国城市理论家 Jane Jacobs 指出:“频繁的横马路及较短的街坊允许邻里中的居民对城市空间形成错综复杂的交叉使用,所以特别宝贵”( Jacobs, Jane, 1961, p. 186)。 Allan Jacobs 根据他对许多成功的传统街道的观察,建议道路交叉口之间不应大于90米,特别繁忙的街道应有更频繁的交叉口。他对世界各大城市所做的普查显示,大多数传统老城区内的街道每隔60到100米就有一个交叉口( Jacobs, Allan, 1993, pp. 302, 262)。

图3 上海中心城区内传统人行道边上满是门洞口。

与这些行之有效的原理相反,封闭式小区出于其本质不允许小区边缘的住户直接向公共街道开门。由于我国的小区占地面积大,为了节约门卫成本又必须减少开口,沿小区的商业街通常每150-200米才有一个道路交叉口,而交叉的横马路或步行道可能还是小区内部道路。如果不算这些内部道路,同时小区外的道路又未规划为商业街,则道路交叉口之间的距离有时可长达500米(即整个小区的一边边长)。为了标榜自己的楼盘是“封闭式”,有的开发商甚至非法地将市政规划路圈入小区,在郊区形成许多超大型街坊,以致市政当局事后必须强行打开被封闭的公共道路(广州日报, 2001)。即使在原来道路网稠密的市中心区,不少政府发起的城市改造工程通过关闭原有的小街小巷来达到典型的小区规模。如上海闹市区某4.5平方公里的区域中在1997年一年中就有十条这样的道路消失了(习彗泽, 1997)。最后产生的肿瘤般的超大封闭街区不仅阻碍了街道-城市生活的脉络-吸收附近的“营养”(居民),同时也使城市其他部分的居民对访问这些街道兴趣索然。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使用封闭式小区的内部道路,每个“城市大院”都会迫使以步行为主的访客绕很长的冤枉路(刘嘉峰, 2001)。

封闭式管理除了减少进入街道的物质入口外,同时也加剧居民对“外面”的心理恐惧,降低他们的外出欲望。加拿大建筑评论家 Trevor Boddy 分析道:“当前的环境中充满毒品,罪行,及日益恶化的种族关系,‘在里面’就成了被保卫,支持,爱护的有力象征,而‘在外面’令人联想到被暴露,孤立,及软弱可欺”( Boddy, 1992, p. 139)。这种“内外观”可以从我国一个封闭小区居民的描述中反映出来: “可是你出来了栅栏门,一切就都变了。 ” 被异化的“外面”展现出种种与舒适的“里面”相对立的迹象, 像满是垃圾的道路, 非法的小贩, 肮脏的食物摊, 抢劫及拐带儿童, 这使该居民感叹到: “派来的保安人员也只能负责起栅栏门里的安全, 至于栅栏门外, 对不起, 您好自为之, 别掉以轻心。 于是一早一晚的桥头[指小区入口处]附近, 便出现了这样动人的场面: 大人护送孩子, 丈夫迎侯着妻子…… 社会的不安定, 倒让家庭显得更为和睦” (吴志实, 1988, p.25)。

上述物质及心理上的屏障阻碍居民使用城市街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人行道上的人越少,社交活动就越少在那里发生,而街道对更多人来说就越显得没有吸引力。这导致一方面市中心的商业及其它公共设施拥挤不堪,而另一方面除了少数有商业或公交站点的地段外,大部分围绕郊区封闭式小区的街道上杳无人迹。考虑到我国城市的高人口密度(即使在郊区)及居民对公共空间传统的高使用率,大量空荡荡的人行道意味着被浪费的资源及失去的机会,它们完全可以成为社交活动的舞台,为来自不同社区的人们提供各种偶遇或常聚的角落。

封闭的原来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有意思的是,它在街道上造成的无人地带实际上助长了犯罪。美国社会学家 Oskar Newman 的调查发现,一个最有效的安全措施是他所谓的“自然监视”,或居民对认同为自己社区中的公共场所的持续关注( Newman, 1973, pp.78-101)。封闭式小区外空无一人的街道有利于罪犯翻墙打洞,而大墙同时也阻断了区内居民对城市人行道或相邻小区的视线,不利防范发生在那里的罪案。

2、被分割的公共设施
美国城市学者 William H. Whyte 的研究发现,一个公共空间的成功取决于多个必须同时存在,互相呼应的因素,像人,座凳,阳光,绿化,食物,吸引注意力的事物及临近街道(在我国城市中还要加上靠近公共交通站点)( Whyte, 1980)。但封闭小区的典型规划模式在布置这些公共设施时却呈现出一种精神分裂症。为了保证足够的服务半径,超市,农贸市场,饭店及中小学校这类商业或教育设施被设在小区边缘外侧,与通常是城市交通干道的大街相邻,目的是使多个封闭小区均能使用该设施。与此同时,封闭的本质又要求将每个小区的步行区,绿地,游戏场,会所等设施设在该小区的中心。在某些最不合理的个案中,开发商甚至将商业设施也关在大墙之中,企图把自己的楼盘建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这些例子将能滋长公共生活的各种元素彼此割裂,既不符合人的行为形式,在实践中也并不成功。
被圈在墙里的设施还有另一个问题。由于单个小区中使用自有设施的人数有限,使用者的收入水准及文化背景也可能较为单一化(特别是在新建小区中),这些设施对激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交没有多大助益,难以被称为真正的公共场所。由于位于豪华住宅区内的设施往往使用率不高,而中低收入社区内通常没有或只有最低标准的设施(像那些改革前建造的),封闭式规划模式使得城市公共设施丧失了它们应起的“社会安全阀”的调剂作用(图4)。例如北京一些封闭小区甚至禁止居民的孩子把他们不住在小区内的同学带进区内使用儿童设施( Cai, 2001)。即使当几个标准相近的住宅区相邻排列时,现行各自为政的思想方法造成每个小区重复建设相同的低水平设施,虽然它们完全可以将资源集中起来为居民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公共场所(王磊, 2001)。

图4 上海某封闭小区内无人使用的“公共”设施。

3、对日常生活功能的障碍
封闭小区除了破坏城市社交生活外,同时也对居民在油盐酱醋层面上的需求造成不便。例如,我国小区的典型规模使大门离不少住户距离遥远,再加上我国居民通常靠步行来解决大多数日常功能,去一次小区外的商店或诊所对老弱病残或带幼儿的父母来说就变得非常困难。以致一些社区内不听话的居民为了抄近路在墙上打洞(贾晓燕, 王小平,2001;那日苏, 2001)。一项西方的研究指出,封闭式管理减低居民步行的意愿(包括步行到公交车站),增加汽车的使用,导致更严重的塞车及环境污染( Burke, 2001, p.144)。由于私车在不远的未来会进入我国不少家庭,这一警告对对高密度的我国城市来说意义重大。

基层报告揭示,居民的另一项不满是应急车辆不能迅速抵达封闭小区中的目标(王哓俐等, 2001)。封闭同时暴露了居民与流动小贩之间又爱又恨的关系。由于大多数摊贩来自内地贫穷省份,某些城市居民视其为潜在罪犯。但因为大多数城市家庭收入一般,需要依赖摊贩提供廉价商品或服务,所以当封闭后摊贩突然消失时,居民马上又觉得不便。一些封闭小区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把小贩再请回来(建琦, 1999)。封闭小区内的商业除了没有促进不同阶层交流的社会功能外,通常因客源有限而产生价格无竞争力及花样太少等问题,导致在许多中等收入的社区中无法经营下去。北京大部分已入住的封闭式小区不得不将区内设施对外开放,从而又制造了与管理模式的自相矛盾(北京青年报, 2001)。

与传统城市相比较

与中心城区的传统街坊相比,郊区新建封闭式小区的居民经常抱怨自己的社区没有“人气”。要认识目前封闭住宅区的缺点,最好的办法是看一下历史上的城市形式是如何解决安全等问题的。上海典型的老街坊由1920到40年代建造的里弄组成。每个里弄是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小社区,内为连排的独家住宅(一种欧洲的 townhouse 与我国的四合院在高密度环境中杂交而成的形式),人通过排之间的小巷进入各单元。小巷虽不宽但刚够出租汽车或急救车慢速开入。里弄虽有大门,但通常有多个并始终对外开放。门旁经常有一小烟纸店形成自然监视。店主通常就住在同一里弄中,有时还兼做弄内公用地段的清洁工作。靠近街道的单元通常把正门直接开在人行道上(图 5)。一个里弄平均仅有46户,为今天成片规划的小区的四十到六十分之一(沈华, 1993, pp. 19-20, 24)。由于每个里弄不大,居民可以方便地步行到弄外的商店及车站,并因为住户彼此都认识,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领域感。除了每个里弄很小外,上海中心城区的街坊(即街道间距)一般也较小,在较老的地段仅为100乘150米。这样细密的城市结构为街道创造了频繁的步行入口,像里弄的大门及街道交叉口。再加上沿街的许多商店,阅报栏,袖珍绿地等社区设施,传统的街道充满了吸引人,社交活动及自然监视发生的事物(图 3)。里弄内由于用地紧凑,一般都不含任何公共设施,这使城市街道成了唯一集中各类活动的公共中心。总之,在精明的上海房地产商手中,里弄这一不自觉的设计模式没有为了解决某个单一问题(如安全)而不管其他功能。它的每个元素都是多功能的,因此里弄能同时回答居民的多种需求,创造出一个方便居住,鼓励步行的环境及一个高效使用土地等资源的空间模式。

图5( a)里弄:典型平面。

  ( b)里弄:部分单元的入口直接开向城市街道。

为什么一个资本主义模式在我国那么流行?

虽然我国从1978年开始部分采纳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引进发达国家的许多重大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时进度并不很快。封闭式住宅区即使在美国也不过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流行,为什么这一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发展得这样快呢?特别让人困惑的是中国的发案率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1998 statistics, Troyer and Rojek, 1989, p. 4; Feng, 2001, p. 124; FBI, 1998, p. 5)。首先,正如 Blakely 与 Snyder 所说的:“对犯罪的恐惧与犯罪的实际危险没有必然联系。”在美国,居民的恐惧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觉得无法再控制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变化,像人口种族成分的日益多元化或传统中产阶级近郊社区的逐渐贫困。“在经济,人口及社会变化使焦虑程度日益增加时,封闭住宅区能让人宽心。因为它把一个我们觉得在其中易受欺负的世界隔离了开来”(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pp. 101, 128-9, 145-52)。对我国公众来说,1978年改革以来的社会充满了个人无法控制的变化。铁饭碗的雇佣制度不再存在了。从1978年到2000年之间上海市的失业率增加了52%( ShanghaiMunicipal Statistics Bureau, 2001, p. 4)。贫富差距严重加大了。1994年我国20%的家庭占有全国家庭总收入的50.2%,而美国相同比例的家庭只占有该国总收入的44.3%。犯罪学者认为,这样快速增长的贫富不均是我国从1979到1998年之间有记录的罪案上升212%的原因之一( Cao and Dai, 2001, p. 78; Feng, 2001, pp. 123-4)。

巨变同时发生在社会及文化领域中。传统的共同价值观像共产主义或儒家哲学不再有过去那样的号召力,而新的理想又未树立。在这样一个价值真空中,人们日益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物质财富的积聚而不是任何社会目标上,社会分化及部落化加剧。我们现在甚至有了中国版本的“种族”问题。由于沿海城市收入水准普遍高于内地农村,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移民中在城乡生活标准悬殊的刺激下固然产生一些不法之徒( Ma, 2001)。但移民不熟悉的口音及生活方式更加重了城市永久居民对公共空间的怀疑与恐惧。

因此,虽然中国与美国在案件的绝对数上相比维持了较低的犯罪率,但居民一旦比较今昔的日常生活就会日益觉得不安全。在当前动荡的社会转型期间,封闭式住宅区无疑成了可以立即增加安全感的速效药。不过,封闭式管理比其他西方观念更快地受到我国居民及政府的欢迎与这个模式可以在中国文化及城市发展史中得到共鸣有关。

与西方城市起源于商人工匠发起的自治市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城市主要是作为帝国为收税及军事目的向各地派出的哨所而存在的。如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 Max Weber 所指出的:“与西方不同,中国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缺乏政治自主。”由于我国城市本质上不是由普通居民结社而成,“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取决于帝国政府而不是公民在经济及政治事业上的进取精神”( Weber, 1951, pp. 13-6)。这一特点在中国城市文化中产生了两个意义重大的后果。第一,普通市民一般对自己城市的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并没有兴趣参与。第二,因为缺乏压力及预算来使地方政府多关心市政功能,修路救火这类事必须依靠当地少数乡绅来筹款经办,而这种民间的自我管理从未被官方制度化。所以,中国城市在市政服务上向来“因陋就简”。城市居民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许多日常功能需要,包括治安问题在内( Strand, 1995, pp. 394-426)。

这些文化特征在物质环境形态上表现为内向的私有空间(像四合院),公共与私有空间之间薄弱的联系(街道两侧的高墙),以及缺乏街道之外其他类型的公共空间(像西方城市中的广场与公园)。衙门及兵营等政府建筑通常呈一个坐落在城市中央的封闭大院,粗暴地打断了当地的民间交通。 上述这一传统从满清,民国,一直延续到改革前的中国,似乎得到我国近代史中不同政治体制的一致认可。

直到1978年改革以前,政府管理城市的基本方针与上述传统没有很大不同。中央政府按国家的战略部署在城市中建造工厂,大学及其他“重点工程”,它们以一个又一个自给自足的大院形式出现,很少考虑如何与周围城市脉络的互动(图 6)。“在它自己的城墙包围中,单位大院成为一座微型城市,它为居民提供工作及娱乐场所,家庭及邻里生活空间。你必须通过一个带门卫的大门才能进入单位大院严格控制的环境”( Gaubatz,1995, pp. 29-31)。与此同时,这些重点工程外面的现有城市街道及市政服务通常因忽视及缺乏资金而任其自生自灭。

图6 城市发展由一个个单位大院组成-湖北省宜昌市近郊城区平面。

自1978年的改革以来,单位大院的围墙被许多私人承包的商店所打破。但是,没有深入的政治改革及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像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这样的老习惯仍旧根深蒂固。地方官员由于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自然更关注能引起上级注意的大型基本设施建设或城市表面的美化。至于城市的日常生活功能则尽量让当地社区自行解决。与过去时代相比,今天的市政服务虽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了,但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例如,到九十年代末美国为每一万居民所配备的专业警察平均数量要比中国多几乎 20%,不用说我国警察还有在设备及训练上的差距( Bracey,1989,p. 13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3)。
在西方社会中,封闭式住宅区受到坚守自由主义传统的人们的批判,在我国就不存在这样起平衡作用的社会舆论。加上没有类似西方公众对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及有效的专业警察服务,我国普通市民自然更关心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社会交往。“大院”式的传统空间结构从而迅速通过封闭式小区重新主宰我国城市。连外来移民都会形成自己的封闭住宅区,例如像北京著名的“浙江村”中有48个带围墙的院落,安置了近40,000名从温州来的移民( Zhang, 2001, pp. 201-22)封闭式管理在美国的流行不过给我们这种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加上一轮“现代化”的光环而已。一个报刊评论员看到这些自我矛盾的地方,他问道, 在今天开放的年代, 到处都在拆许多物质或社会意义上的“墙”, “为何我们的住所却越来越封闭了呢?”(吴林梁, 2000) 另一个作者指出, 虽然政府为了迎接 2008 年奥运会,尽量强调北京作为国际都市的开放性, 但“过去的皇城, 紫禁城不是开放的, 更不是国际性的,它只是为了一个人, 即皇帝而使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北京的发展单元是一个个尺度巨大的大院, 如一机床; 八十年代出现的城市建设新脚色—发展商, 依然强调封闭式小区管理。 这种不同年代, 不同形式的封闭, 给北京城市道路即城市空间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 (刘嘉峰, 2001)。

提议一个新的设计模式

如何既满足居民对安全的需要,又避免封闭式管理的副作用?美国某些封闭住宅区的批评者像 Mike Davis 除了说居民的恐惧纯粹是媒体与保安业炒作的产物之外别无对策。他甚至声称保安措施本身会刺激穷人而“引发”犯罪( Davis, 1990, pp. 224-6)。这样的极左理论无论在中美均很难说服居民不走封闭之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在亲尝苦果前就决定采取预防措施。“恐惧是真的。” Blakely 及 Snyder 指出:“无论犯罪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威胁,对犯罪的恐惧及恐惧本身毒化家庭,邻里及一般生活质量。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p. 101)。他们及其他学者提出了许多针对美国社区的新设计模式及社会政策,以期不靠封闭同样能达到防止犯罪及控制外来交通的目的,其中某些建议并可被用在其他社会中( Zelinka and Brennan, 2001)。但我国学术界中迄今尚未看到有关封闭式小区的研究发表,许多规划师或建筑师恐怕仍然认为封闭式管理是必然的方向。

吸取传统城市的经验及近年来规划的新动向,本文特提出以下四个设计概念,它们主要依靠物质手段并针对新建工程,试图为现行的封闭式小区提供一个替换的城市住宅区模式(图 7)。其中个别概念已被有些作者言及,但他们的文章并非讨论本文主题,也从未质疑封闭式小区与城市之间被割裂的关系(陈方, 2001, pp. 56-7; 白德懋, 1999, pp. 30-2)。本文同时将用作者在1999年为上海郊区一个新建住宅区-金桥新村中一街坊-所做的规划方案来图解这些概念(图 8)。

图7结构对比:
左:( a)由建筑群组成的住宅区。
右:( b)由封闭式小区组成的住宅区,每个小区下分居住组团。粗黑线为封闭的小区边缘,黑色为商业用地,网格线为集中绿地及其他公共设施,麻点为共享街道。

1、作为防卫单元的建筑群
要达到保安的目的,确有必要在私有空间与公共领域之间设一个控制口。但把控制口设在整个小区外面增加不了多少保护,只会制造前述的副作用。因此建议将防御线设在一栋或多栋公寓或排屋周围。作为本模式中最基本的自卫细胞,该建筑群对外完全用墙封闭,仅留不多于两个的带门卫或自动关闭的门口。一个可防卫的建筑群由100-150户组成,远小于规划法规中300-800户的居住组团。它既不太小以致无法维持一个学前儿童游戏场,但也不太大以致无法被居民认同为一个社区( Marcus and Sarkissian,1986, pp. 35, 143)。应尽可能避免强调建筑群不假外求而在其中设许多公共设施,最多可能不应超过一个游戏场,一处供老人休息的小型室外场地及必须靠近住宅的自行车停车场。每个建筑群可自行选择聘用物业公司,也可由多个建筑群合聘一家管理单位以降低成本。 但各个群体的保安必须独立。在金桥新村方案中,一个门卫可以同时监视两个入口。入口必须直接开向街道。由于建筑群的规模较小,由建筑群组成的街坊也不会大。金桥新村方案中每个街坊沿道路边长为150米,含两个建筑群,因此在相邻人行道上每隔7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建筑群入口或街道交叉口。

图 8
上海金桥新村中一街坊规划方案(1999),缪朴设计工作室,设计人:缪朴,刘欣宇
上:( a)模型,“可防卫建筑群”直接开口于街道,小型的街坊,频繁的步行道均可贯通住宅区,沿交通量小的城市街道(图右边)布置商店,其他公共设施设在商店背后面向集中绿地。
下:( b)模型

图 8( c)总平面

 图 8( d)“可防卫建筑群”平面,门卫可同时观察两个出入口。

2、取消私有街道
公众必须能进入所有街道及步行道。所有公共设施应设在街道旁(细节详下文),使街道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而不是封闭式小区内那些貌似公用的道路。我国城市公园传统上对使用者收费,所有经营成本较高的公共设施可依此例来达到收支平衡。如需要的话街道布置可取尽端式,环路等形式以强调比建筑群更大的领域感。但间距为100-150米的步行道必须能穿过所有组团。步行道网只要不使人迷路或绕长途弯路,不必一定取僵硬的方格网。

3、作为公共中心的共享街道
街道不应按同一模式设计。大多数住宅旁的人行道主要功能为供居民散步。附近可设游戏场及小型休息设施,但除了一些便利店或早餐店外不应设许多商业设施。继承我国城市的历史传统,应将公共设施集中在少数几条商业街上,使其成为全区的公共活动中心。但目前将商店集中在小区边缘交通干道上的流行做法不利于路另一侧的居民使用这些设施。所以,选择作为公共中心的商业街应位于住宅区中心,并应是由步行者,自行车及车速不快的车辆(如出租车及公共汽车)共享的非干道街道(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pp.167-8)。公共绿地,广场,社区中心,学校及其他文教设施应靠近该共享街道,比如说可以设在沿街商店的后面,通过临街建筑上的大洞进入。这样的布置使共享街道成为一个多功能环境,居民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同时满足他们多方面的需要。至于干道两旁的人行道可设计成散步步道。

4、取消小区
上述三点放在一起实际上意味着小区的消失。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目前在规划及开发中常用的基本单位-小区(以及它的下属单元居住组团)-因其规模臃肿,结构死板,不再能适应今后的城市需要。住宅区应直接由建筑群组成。与当前的市场经济相呼应,以建筑群作为基本空间单元有利于形成不同尺寸的开发地块。这种灵活性不仅能产生多种规模的楼盘,以满足资本额不一的房地产商,打破大资本的垄断;同时它也会鼓励住宅形式及房主社会特点的多样化,并便于对特殊地形做更敏感的处理。当然,如需要的话几个建筑群可以松散相连以强调其共属一个楼盘,但公共步行道仍必须能穿越该组团。政府法规及银行贷款政策应限制超大规模,标准化的开发项目。总之,一个入住后的住宅区不应看上去像一幅显示各房地产公司领土的地图。人们应只看到各种小规模的建筑群由一个到处都走得通的道路网所连接,居民沿这个道路网可以自由访问任何公共设施。这种住宅区-建筑群的组织方式更接近传统城市的空间结构,它增加居民在街道上的各种社交偶遇,给购物者更多的选择可能,并能更好地容纳未来的社会或人口变化(像小学服务半径的变化)。

结论:超越建筑的挑战

封闭式小区的问题不是单靠物质手段可以解决的。要使居民回到街道,市政府必须为街道提供专业警力巡逻,再加上改善了的居民自然监视,这一套综合措施会有效地防范犯罪。由整个城市来支持巡逻队伍,其成本对居民来说肯定会比每个小区各自维持自己的保安更经济。但要使这些成为现实,我们首先必须推动政治改革以增强地方政府回答普通市民需求的责任感,必须对公众开展教育以增进市民对社会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在经历了单位大院, 七十到九十年代开放式居住小区, 以及目前居民收入水准仍相对多样化的封闭小区以后, 有些发展商最近开始弹冠相庆“先进”的第四代居住形态终于在我国城市中出现, 这指不仅是封闭的, 而且是专门为一个“特定阶层”及其“共同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准则”设计的居住区 (天津日报, 2000)。 这意味着我国城市空间将会被更为割裂及巴尔干化, 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隔离将会更趋严重, 以至有朝一日在群体之间形成敌对心理。在冷战后时代的今天, 我国城市是不是非得照搬美国的城市模式? 是不是应当先分析一下其中的精华与像封闭式住宅区这样的糟粕? 这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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