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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建筑师杨廷宝(下)
杨廷宝,字仁辉,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1901年10月2日出生于河南南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绘画艺术的熏陶。1912年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英文科。1915年,入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1年,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
来源:《大户人家·建筑家卷》

第五章 桃李天下

5.1献身教育

1937年日军侵华,国民党政府内迁入川,立重庆为陪都。关颂声决定将基泰迁居重庆建立总部。1939年春,杨廷宝因刘湘陵墓的设计工作赶到重庆。一切安顿妥当后,夫人陈法青带着孩子们也到了山城重庆,住在歌乐山上。杨廷宝自己在城里工作,抗战中生活条件特别差,他就在工作地点附近租了一间不到九平米的房子住,每天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便餐。只在周末回家,当年重庆公共汽车很少,杨廷宝每次回家都要一大清早先去车站领号排队,下午再买票坐公交车到小龙坎,然后步行爬山走十余里,才能到家,抗战时期艰辛的生活,加重了精神上的劳累,杨廷宝苍老了很多。

杨廷宝先生在重庆期间一方面担任基泰工程司的总工职务,设计了刘湘墓园(1940)、重庆美丰银行(1940)、林森墓园(1943)、青年会电影院(1944)。另一方面在迁至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系主任的盛情邀请下,杨廷宝受聘于中大建筑系,从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和杨廷宝一起执教的还有鲍鼎、谭垣、刘敦楨、童寯、李汝华等著名学者。杨廷宝教授设计课和建筑初步概论,并且指导学生画水彩画。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建筑系学风优良,人才辈出,被视为建制教育的“沙坪坝时期”。我国第二代建筑师,如戴念慈,吴良墉,汪坦,陈其宽…都出于这一时期。

杨廷宝先生从1941年起就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此之前,他已从事建筑设计13年余,掌握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已经是当时建筑界的知名人士了。当建筑系的学生得知学校邀请他代课后,整个系里面引起了轰动。当时大家欢呼兴奋的场景,很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历历在目。他的学生汪坦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作学生时,听说最好跟杨老做古典的设计题,我做了一个哥特的设计题,他替我改图那么严格,我想现在的学生可能会受不了。改图时平立剖全后才改,有时还画出透视图,从进门厅一直到走廊,他用古典手法把铺地都画得十分细致,他曾分析罗马大教堂的图形设计,以经典示范,鞭策我们努力,终身难忘,他的古典艺术手法,功底很深,同时他对渲染也很重视,有一次与我们一起野外画水彩写生时,杨老总是先十分仔细的观察,然后谨慎地下笔,他的为人,有点老庄哲学,那时老师之间在评图时争分数,他从不在乎,认为只要让学生学到东西就可以了。”

他的另一位学生戴念慈回忆中说:“杨老是我的老师,他教过我,而且很会育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上课时经常讲他的学习经历,使我得益匪浅,主要是争取学习的主动性,他常说,在老师改你的作业之前,你应该把你的设计准备好,最好多拿出几个方案,这样,老师就可以根据你的图多提出意见,有的同学不这样做,往往老师在修改别人作业时他还在画自己的方案,太被动了,如果你的方案做好了,那你就可以听听老师对别的同学的方案有什么意见。甚至你还可以从老师改第一个方案的时候,就站在旁边听,这样你学的、看的、听的就多得多了,反之,急于抱佛脚,你就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

很多老建筑师还都记得很清楚,为了鼓励学生们画好水彩画,杨廷宝虽然自己生活也不宽裕,仍节衣缩食与另一位老师,在系里发起了水彩画比赛。大家都踊跃报名参加,奖品除了发点奖金外,杨老师还赠送自己的水彩画,以资鼓励,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杨廷宝先生除了在沙坪坝任教外,还在柏溪分校教课。一边作工程师,一边教课的双重身份,使得杨廷宝在业务上获得了更加全面的发展。

1944年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拟选派一批人员出国考察工业建设。该委员会邀请杨廷宝参加此工业考察团,并承担建筑方面的出国考察任务,考虑到籍此机会可以学习国外建筑方面的新发展,杨廷宝就随考察团一行于1944年底乘飞机赴美国,参观了许多类型的新建设工程。1945年秋,又由美国飞往英国伦敦,在那里参观了建筑师事务所,学校,英国皇家学会的新会址大楼,还访问了一些建筑大师,并于1945年底经由印度回国。这一次出国参观考察,杨廷宝深刻地感受到国外现代建筑的迅速发展,尤其在新材料的应用方面让他大开眼界。一方面为他将来建筑创作打开思路,另一方面,他也为国内建筑业发展的滞后而担忧。

1945年12月杨廷宝回到重庆后,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住在歌乐山避难的邻居们已经陆续的返乡了,杨廷宝跟妻子商量后,也从山上搬到沙坪坝校区了。基泰工程司的业务也逐渐多起来了,杨廷宝接到多处新建和修缮任务,而且这些业务多在南京。于是在1946年全家又由重庆搬到南京,同年由基泰工程司出钱,杨廷宝在中央大学旁边成贤街上为自家设计了两层楼的成贤小筑,院内嘉木成片,植有松树,樁树,枇杷树,生机勃勃。从此以后杨老夫妇就在这个简朴,幽辟的小院里度过了他的后半生,结束了他俩将近半个世纪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天走在东南大学旁边成贤街上我们仍能看到门口刻有杨廷宝故居的两层小楼。杨老已经远去了,院子里几棵大树则已亭亭如盖矣。

在抗战结束后到解放前(1946—1949),杨廷宝进入了他设计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在南京共主持了20余项工程,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北极阁住宅(宋子文寓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延辉馆,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从这些作品明显可以感受到杨廷宝向现代主义转型的痕迹。

同时在回南京后杨廷宝继续从事中央大学的建筑教学任务,这段时间,他从理论上升华了以往的工程经验,也目睹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949年春,阴霾笼罩着南京城,蒋介石己经“身先隐退”了,随后不久国民党政界很多人都逃往台湾。学校也都被迫停课,只有学生运动还不断的进行着,很快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积极准备渡江。一天基泰的老总关颂声赶到杨家要杨廷宝跟他们一起逃往台湾,被他婉言谢绝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辗转颠簸,杨廷宝和他的夫人目睹了国民党的反动镇压,腐败黑暗。对国民党执政己经失去了信心。尤其是自己的小弟杨廷宾是共产党员,搞学生运动很积极,每次回家都是救国救民的大道理。而且近几个月的学生运动使得杨廷宝夫妻俩看清了国民党的恶劣行径,也坚定了他俩留下来的信念。留在南京,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久南京城宣布解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邀请他参加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后来他又到北京列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一次会议休息之余,有幸跟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握手,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令他终身难忘。会后他下定决心积极学习,更好地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年10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建筑系更名为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杨廷宝任系主任。57年以前他还带设计课,在1957年以后主要从事教学研究和设计任务,仅仅教授一些设计初步知识。已将主要精力放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五六十年代留系的老师都谈到“当时系里面规定,教学生作设计前,老师要先做,即‘试做’;讲课前要‘试讲’,由老教师听课并提出修改意见,即‘试听’。学生画图前要示范。除此以外,还定期看年轻教师的建筑画,以鞭策老师们不可荒废业务,和不断提高。”

此后杨廷宝先生又组织教师开展“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这一课题研究,他对每阶段成果过目指导。研究过程十分坎坷,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干扰,差点半途而废,杨廷宝先生硬是坚持下来了。他鼓励研究人员要善始善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综合医院建筑设计》一书,于1964年8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5.2国际名流

解放初期,杨廷宝先生除了建筑师兼教授身份之外,又添加了新的一系列的政务工作,他的行政职位越来越多,占据了他大量的科研时间,他常说自己“身不由己”。道出了渴求专注于设计事业的他的许多无奈。从1953年起,他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1957年和1961年两次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1982年还兼任江苏省副省长之职。这期间杨廷宝先生代表中国先后参加了十二次国际会议,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也表现了很强的能力,不管面对什么情况,他都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给国际友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955年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建协会议,简称海牙会议。海牙在荷兰最大的工业城市鹿特丹西北,距离海岸只有三四公里,那里经济文化发达,是荷兰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建协的会员国,在那次会议上,由于旅馆老板的失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曾两次被挂出,引起了与会中国代表的强烈不满,大家都很气愤,嚷着要回国,杨廷宝当时非常冷静的去调查原因,查清了是会议主办方的失误后,要求组办方换下国民党的旗帜,维护了祖国的尊严,海牙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从此,新中国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建协的领导机构,而且,杨廷宝先生的高风亮节受到了我国驻荷兰大使的赞扬,称他有外交家的胸襟和气度。

1957年9月,国际建协在巴黎召开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就是改选协会的领导成员。“国际建协”是国际建筑届名流荟萃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杨廷宝当选为国际建协副主席,这是国际建筑界对杨廷宝先生丰厚学识、公正立场、兼灵活性、原则性的个人综合能力的高度认可。中国人参与国际建协的组织和领导,杨廷宝在中国建筑史上是首例。从此,杨廷宝先生享誉国际建筑界,又一次以他的人品和学识为祖国了争光。

5.3建业英才

从1949年建国后到1960年文化大革命前,身兼数职的杨廷宝先生参与设计的项目明显减少了。这十年间共主持了20多项设计,其中有和平宾馆(1951年),华东航空学院,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校园中心区规划,以及指导设计了五四楼、五五楼、动力搂、大礼堂扩建工程……,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1951年在北京设计的和平宾馆,该设计是杨廷宝先生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

当时新中国正在筹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国务院就把在北京设计第一座高层的任务交给他,在解放初,北京最高的建筑是北京饭店(老店)也只有七层。在当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本着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杨廷宝先生抛弃了当时流行的“大屋顶”做法,设计了一个简洁的方盒子。主要考虑了交通和环境。所以,他将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作为单向进出车行道,在中部设计了车辆过街楼,解决了交通问题。同时他尽全力保留原有的树木,将其作为建筑入口小广场极美的配景,内部空间与功能紧密配合,使得服务、交通、休息互不干扰。立面完全按功能要求设计,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设计方法。

从1939年杨廷宝先生到重庆基泰工作到解放后60年代初,杨廷宝先生在身兼数职情况下,在这20年中,他所作的建筑作品,有40余项,解放前的代表作品为北极阁住宅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解放后的代表作品为北京和平宾馆和华东航空学院。由于1945年杨廷宝先生去欧洲考察回来后这一时期是他建筑多元化的时期,有复古建筑形式的刘湘董园(193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还有他开始新的建筑形式的探索,有和平宾馆,廷晖馆(1948年),南京中央医院。简化屋顶和细部,立面反映建筑的内部功能。此外,杨廷宝先生还指导了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校园规划。

5.4随身三宝

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师”这一专门职业,所有建筑均系匠人依据师徒传授的口诀法则建造。直到1923年才出现中国独立创办的建筑教育先行者——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教育科。随后,又有了东北大学和北平大学建筑系。杨廷宝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到中大建筑系的,在中央大学执教42年之久。他对培养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建筑师所提出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个熟悉建筑历史,富于想象力、善于分析事物、掌握绘图技巧、了解工程技术、具有广泛常识的综合协调者,即是一位应用科学家,又是一位应用美术家。”他很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重视艺术修养的培养,鼓励学生多动手、画图。也强调仔细观察,掌握建筑的比例、尺度和构图。要求学生作建筑一定要注意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要学会利用环境和地形,避免经济上的不必要的浪费。

他常讲建筑学是个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专业,建筑设计是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的。需要建筑师考虑的问题千头万绪,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绝不是画几张图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建筑师具有广阔的知识面、要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经验。这就是杨老送给学生们的七字金言“处处留心皆学问”。

杨老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画日记”的好习惯,遇到大自然中优美的风景或是有艺术性的建筑就随手勾出来。这已成为他从事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他随身携带有三件宝“笔,小本,钢尺”他终身持之以恒,这种方法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眼,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逐渐他对尺寸比例都变得敏感了,手就像比例尺似的精确,他常对人说:“学建筑的人多画点速写是有好处的。首先,建筑设计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种形象思维,如果说,速写是直观的记录,那么设计草图就是构思的记录,两者触类旁通,画得多了,久而久之无形中就会丰富思维能力,再者,写生多了,对建筑的比例,尺度不需过多地硬记数字,可以部分地依赖直观。我画古建筑就随手勾上几笔,尺度差不离,这种尺度地掌握对学建筑的甚为重要,此外速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方法,通过自己亲身实地测绘画下来的东西,往往印象很深,经久不忘,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也可以说是我的‘痴好’。”

第六章 暮年壮心

6.1指导规划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成立了“建筑研究所”,年逾8旬的杨老担任了该所的所长,童寯,齐康任副所长。在杨老“招贤纳才,谦让和睦”的带动下,所里老、中、青团结和睦。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除了率领代表去朝鲜考察访问,和每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外事活动之外,还参加了国家制定科学规划,学校制度,研究生培养规划以及建筑研究所的课题规划,并多次亲临现场指导风景区的规划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像霞光一样照亮了他的心坎,老人又投入到他热爱的事业中。晚年他参加了福建武夷山风景区的规划,南京清凉山崇正书院的规划设计以及旅游城市杭州的规划。

1979年秋和1980年冬,杨老在助手齐康的陪同下两次畅游武夷山风景区。深深地陶醉在这片湖光山色之中,一路上,他对齐康讲:“动听悦耳的音乐,往往只是一瞬间,自然环境却是瞬息万变的幻景,是时间上、空间上我们所画不到的境界,而我们所画到的只是佳景的‘次品’你看那风景转折,霞光透过迷雾,这一瞬间多么奇妙。大自然是我们学画的好老师,大自然中的民居,是我们进行风景建筑设计的好素材,要受到它们的熏陶”。

沿途错错落落散布着民居,闽南和崇安武夷附近的民居都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它简朴、活泼与自然环境很协调。杨老很欣赏这些地方匠人的创作,他认为风景区的建筑,要多采用一些民居的手法,通过创作也会产生一种独特风格。设计人员要从民居的优秀部分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风景区的建筑要结合实地环境,地形,地貌来进行设计。

这一时期,针对古建筑的修缮问题,他根据自己30年代在北京及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修缮古建筑的经验。在保护古建筑上他提到新修的古典建筑要在建筑距离上、建筑风格上有相应的控制。(形体、尺度、色彩),以免影响建筑环境和景观。在修缮古建筑的问题上提出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处理,不能用固定的公式,最好要研究它的历史和将来的用途并通盘考虑,一般不太重要的古建筑如修得焕然一新也无伤大雅。可见他在建筑处理上不墨守成规。

“众心齐,泰山移”,杨老领导建筑研究所工作的两年里,所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出版了8部专著,在国内专业杂志刊物上发表了55篇学术论文,而且还结合科研完成了43工程项,培养了一大批的专业骨干。

杨老在他的晚年,虽然亲自设计的项目不多,但他指导或参与讨论的大工程是接连不断的。如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威严的毛主席纪念堂,以及北京图书馆新馆建筑都倾注了他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企盼。杨廷宝先生公而忘私、顾全大局、宽容忍让的人格是有口皆碑的。杨老的学生,第二代建筑师戴念慈先生回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建的工程,以及北京图书馆等重大工程进行方案设计的时候,每次都要集中很多专家、学者。搞方案竞赛,杨老几乎每次都提供一、两个方案。参加竞赛者,都希望自己的方案被采纳,有的便红着脸去争,如果不被采纳,情绪就一落千丈,甚至把别人被采纳的方案挖苦讥笑一番,以此来消气。杨老则大不然,他不管自己的方案是否被采纳,或被采纳多少成分,也不管自己的意见是否得到重视。都采用同样积极的态度,有时,别人的方案被采纳了,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来请教杨老时,他照样客观地提出意见,并加以解决……”。

6.2病卧床榻

杨老八十岁那年,医生给他检查身体,发现他眼底出血,高血压,肾脏动脉硬化。他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就出院了,还对家人说:“我看这些没什么,我现在感觉蛮好的,还能工作多年”。这位一心为公的老先生满脑子都是他的事业和他的学生,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他来做。

1982年11月,杨老再一次住进了医院,这次病魔来势更为凶猛,杨老白天黑夜都在沉沉昏睡中,常常发出喃喃的呓语:“风景区规划要抓紧……古建筑快保护……”,这场景催人泪下,然而病魔总是无情的,1982年12月23日杨老静静地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事业。

杨老的噩耗不胫而走,多少人为之痛惜和怀念。12月29日,南京石子岗殡仪馆里,杨老的追悼会上,省和南京市党政负责同志和各界人士,杨老生前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来见他的最后一面,大家臂缠黑纱,泪眼汪汪,都在回忆着跟杨老接触、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

一代建筑大师杨廷宝就这样走了,尽管他生前从未想过为自己树碑立传,然而他的建筑作品,每一件都让我们睹物思人。他的循循教导,已经在几代建筑师心中扎了根,给了后辈建筑师不懈的动力。

6.3哲匠之路

杨老的噩耗传到北京肿瘤医院,还在住院治疗的童老悲痛欲绝,饱含着热泪写了唁函,童老是杨老在美国宾大的同学,归国后杨廷宝进了“基泰”工程司,童寯进了“华盖”事务所,30年代杨廷宝在上海工作,就经常去童家,俩人在一起畅谈,同游,解放后同时在南工执教,俩人在学术上互相尊重,互相求教,是建筑学界皆知的老前辈,在杨老逝世后的第二年1月15日童老于北京病榻上写下了《一代哲人今已矣,更于何处觅知音》。从中流露出童老对杨老的敬重。杨老是一位实干家,只有作品存世,从来不讲什么玄妙的道理,更未留下理论著述,然而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童老却称他为“一代哲人”,此话耐人寻味。也许是杨老会深入浅出,那看似朴素的话语里蕴含深刻的哲理,杨老生前常讲“这也行,那也行,做好都行”;“处处留心皆学问”…也许是杨老敢于直面现实,跨越了人生的重重浪峰,始终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勇挑历史赋予的重任,身居“庙堂之高”,心处“江湖之远”;也许是杨老用自己的行动来解读着人生的哲理,在种种苛刻的现实条件中,仍创作了一座座赏心悦目的建筑精品,是一位“戴着脚链仍能跳舞的建筑师”…总之在童老的眼里,慎言的杨老称得上是一位哲人。

今天再次回顾杨老一生的建筑之路,作为晚辈我们除了对他有敬仰之情外,更应该思考他的生命历程对今人的启示。回想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杨廷宝建筑事业的发展与中国国情的变化息息相关。解放前,在西方人垄断的市场中,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建筑师艰难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这期间杨廷宝比较幸运,获得较多的实践机会,他在基泰工程司工作,要面对不同业主的口味,尤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追求”限制着建筑的风格,源于“民族性”的要求,有些建筑必须采用“中国固有式”。在这种夹缝中杨廷宝创作了一系列的建筑精品如“中山陵音乐台”、“谭延闿墓”、“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天我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他每件作品真正想表达的含义,因为杨老说过“为了更好的合作,每件作品都作了修改,没有一件自己完全满意的作品”。毕竟杨老他自己也说建筑师是一位具有广泛常识的综合协调者。

解放后,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落后,全国上下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建筑首先要适用,经济,才可讲求美观,可见其对于艺术性的要求退居了次要地位。杨廷宝本着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的观点进行创作。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他后期的作品数量不多,他在1951年创作的北京和平宾馆是一个简洁的“方盒子”。这个作品先被扣上“虚无主义”的帽子,后又以“抵制复古主义”而颂扬,面对不同的评论杨廷宝处之泰然。他用一句“周总理说,我们国家还穷”道出他的设计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纵观杨老的百余件建筑作品,有的似折衷主义,有的似古典主义,有的似现代主义,今天我们用西方评论界中所谓的“风格”、“流派”来形容杨老的作品,难免挂一漏万。杨老从未跳入某种“理论”之中,画地为牢,而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一方面继承民族建筑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能融合西方的先进技术,努力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筑道路。

今天,那些依然伫立的建筑,让我们每个人伫步静思,思杨老的那份务实创新,更思他那份对中国建筑的苦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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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锐 等1人赞过
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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