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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戈多:关于具体性的对谈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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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路:我想从你们最新完成的远香湖公园里的三个小房子开始。这三个房子属于一个项目,其共性在于建筑与基地的关系,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建筑和景观的关系。二三个房子看起来形式各异,但它们的内在逻辑是否有共通之处呢? 张斌:这个项目是为嘉定新建的远香湖公园做一些配套服务设施。这几个房子的共同依托点就在于寻求建筑与场地、景观的一种锚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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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路 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博士、无样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张斌 致正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客座教授

冯路:我想从你们最新完成的远香湖公园里的三个小房子开始。这三个房子属于一个项目,其共性在于建筑与基地的关系,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建筑和景观的关系。三个房子看起来形式各异,但它们的内在逻辑是否有共通之处呢?

张斌:这个项目是为嘉定新建的远香湖公园做一些配套服务设施。这几个房子的共同依托点就在于寻求建筑与场地、景观的一种锚固的关系,并寄望于未来使用者的参与使建筑成为场地特质的积极诠释者。这个项目存在一种极端的挑战:如何在一种预判的情形下去达成这个关系。这在中国有某种共通性,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经常需要一种对未来状态的积极预判,而不是对既定条件的处理结果。很多新城区、郊区以及城市外围的项目,常常从设计到完工的几年时间里环境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考验建筑师的是对现实和未来可能情况综合分析之后做出的预判。这个预判是指这个建筑在未来等待某种机会出现时才能显示出某种积极的意义。这种情况在远香湖项目上更极端,面对整体人工速生的场地,你如何让建筑在这里产生意义。我们选择了一些有特点的场地,再通过建筑加强。希望将来完成之后,建筑在使用时能被感知出这种被强化的场所特性。这大概是我们设计这几个房子的一个基本的考察点。当然针对每个具体场地的设计策略是不一样的。

冯路:就场地环境而言,三个房子各具特点。简单地说,一个林中的房子、一个水边的房子、一个坡上的房子。能否具体讲一下它们是如何应对不同场地特征的。

图1 憩荫轩总平面图

图1 憩荫轩总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2 憩荫轩细节a

图2 憩荫轩细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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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憩荫轩细节b

图3 憩荫轩细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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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我和周蔚在工作中都倾向于不预设某种可以在不同场地条件下被多次重复的方式,我们期待针对每个项目的具体特性(Specificity)去找答案。在远香湖这个项目上也是如此。憩荫轩的“林中屋”这个概念是针对有一片小树林的场地。为了达成这个概念首先树要把房子覆盖起来;其次就是倾向于让房子在环境中消隐。这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是建在一个架空平台上的玻璃加钢结构的建筑,中间会出现“窟窿”庭院用以控制树的密度(图1、图2、图3)。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现成的树林,而是我们和景观公司合作设计的人造景观。对屋顶是否上人的处理有点纠结。矛盾在于,如果屋顶能上人,那么在室内空间之外多了一个树荫下的平台,在使用上有积极性,代价就是结构会比较重;如果屋顶不上人,就能维持一种更轻的状态。我和周蔚的观点当时有分歧,她倾向于更纯粹的状态,把内部空间理解为树荫下的空间,让结构更轻;我倾向于屋顶可以上人,希望在内部使用相对私密的情况下屋顶可以公共开放。我坚持了这种做法之后,这种重钢的屋面为室内空间的处理带来困难,结构显得有点粗壮。我今天也很难说这两个选择哪个好。如果是关注建筑的完成度,而整个项目的资源整合能力又不是很强的话,可能不做上人屋面,让整个房子轻一点更保险。目前的情形是这个上人屋面确实有意义,但内部会受影响。

图4 憩荫轩模型

图4 憩荫轩模型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5 憩荫轩一层平面图

图5 憩荫轩一层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冯路:去现场看过之后,林中屋给我的印象确实有某种内在的冲突性。你刚才已经说到了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空间使用之间的冲突。而在室内,存在另一种冲突。一方面,建筑外墙全部用透明玻璃,希望内外空间的分界呈现消失状态,让人和树林有更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建筑采用一种规整的单元组合模式,与之匹配的结构系统也是非常规整清晰的立方体单元。(图4、图5)且因为上人屋顶的原因,柱子比较粗,再加上整个房子是透明的,柱子在视觉上就变得非常凸现。(图6、图7)因此室内出现了一种由单元式的结构系统所定义的空间,一种显示建筑物自身存在的结构空间。这与从人的使用感受出发的内外空间融合一体产生了冲突,二者争夺空间的主导性。一个是要自身消失,另一个是自身清晰显现。这种冲突性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是故意为之。它的起源在于空间要和外部环境产生对话,而结构体系却是建筑物自身的要求,建筑对外部的反应和建筑物本身作为个体这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或者说张力。

图6 憩荫轩结构

图6 憩荫轩结构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7 憩荫轩外立面

图7 憩荫轩外立面
来源:《建筑师》杂志

张斌:内部空间诉求一种透明的延展,但不是那种通用大空间的延展,而是大小单元的组合。之所以会用一种比较规整的、与单元空间相对应的结构系统,是考虑到可行性。矛盾在于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盼和可以得到的支持配合度有落差。空间、结构的匹配度是建筑师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但也确实和支持有关。我们追求空间和结构的所谓“正向关系”,但最后成了矛盾并置的状态。钢结构深化时有机会把柱子做得更细,但被土建结构工程师否定了。另外,我们本来希望能完成室内的初装修,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会和现在毛坯房里的感受完全不同。这种小房子,如果不做室内设计,想法其实只能实现一半,另一半没了依托。这些房子的内部使用状态我们做过很多设想和研究,比如单元空间的使用,是基于三五成群的人们在树下自在活动的场景,可作为茶室、展厅、工作空间等,但确实没有机会完成。目前看到的结果就是这个看起来很光鲜的大型公共景观项目中,这些命运不定的小房子的窘境。

冯路:你们采用单元组合式的标准方形空间的策略是否为了应对在使用上无预设的状态,是为了使它在空间上更具有通用性吗?

张斌:最初业主希望是大的通用空间,最好是个大盒子,但我们比较反对。我们希望做出有一定弹性但又有一定限定的空间,用一种“有限的灵活性”来对应这个问题。因为通用空间强调自我,很难与景观、场地密切结合。林中屋是个茶室,但也可以变成小型的展示空间如画廊,或者一半茶室一半画廊,或者变成工作空间,都可以成立。因为不论是什么功能,最终都是人和某种空间尺度的关系问题。500平方米通用大空间和500平方米单元化空间的状态是不同的。我们采用后者探讨了人的使用状态的密度,我不认为它会是需要容纳一两百人的大空间,而是应该鼓励小规模成组活动与周围的环境景观之间,又或者两组之间,发生关系。这不是常规的通用大空间,而在于某种通用的空间使用方式。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房子完全由外部环境决定,而是由场地、树木和建筑的互动来决定房子的内部。我们希望探讨一种规则,让内外空间发生关系。我们希望回应功能的灵活性,让场地策略和内部空间产生互动。

冯路:这种全透明的房子通常有一个特点,当你最大程度地取消了视觉上内外之间的界面,建筑的内部空间立刻外部化了,而与此同时,内部的所谓装修,就不再是附加物,而是变成外观的一部分。这也许是你觉得这个房子只完成了一半的原因。我们转换到水边的房子,它与林中屋很不一样,是混凝土浇成的,相对来说封闭性要强很多,只是对着天空或者水面开了一些景窗。对你来说,这个建筑的特性在哪里?

图8 探香阁室内

图8 探香阁室内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9 探香阁屋顶平台

图9 探香阁屋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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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探香阁东南侧外观局部

图10 探香阁东南侧外观局部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11 探香阁轴测图

图11 探香阁轴测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12 探香阁总平面图

图12 探香阁总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13 探香阁一层平面图

图13 探香阁一层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14 探香阁地下层平面图

图14 探香阁地下层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15 探香阁细节

图15 探香阁细节
来源:《建筑师》杂志

张斌:探香阁餐厅是这组建筑中唯一直接临水的,它直接骑在公共岸线上。这个设计所探讨的就是如何在水边做一个房子。通常的做法(用通用空间来做)就是所谓“一览无遗的超级无敌水景”,在室内看水的感受和在室外完全一样。我们想要探讨如何让人在室内和在室外看水的感受不同。最终的策略是让室内空间去关照“水岸之间”这个概念,通过人在室内移动,视野发生变化,有时候人只能看到整片的水而看不到岸,有时候是让人们看到水和岸之间的上下关系,有些空间只是看到天空,有些空间折个方向去看岸边场地的起伏关系(图8、图9)。这种动机决定了这个建筑是一个筒状结构(冯路:像一个取景器一样)(图10、图11)。虽然你看到建筑的起翘翻转,但动机上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形式,完全是空间与水的关系以及视野引导的结果。另外,我们想保留一个公共岸线,虽然房子骑在上面,但希望人们可以穿越。于是我们做了个庭院,有点下沉,人们可以沿着岸线穿越这个庭院和房子;也可以从主入口穿过门廊到达庭院,再到水边。这就有了公共穿越的可能性,房子就成为了公共路径中的一个节点,不再是一个实体,而有点像一个聚落,而这个下沉庭院就成了两条公共路径的交汇点。(图12、图13、图14、图15)

冯路:那个坡上的房子对于路径的强调似乎更明显,更倾向地景化。前面这两个房子本身还是作为独立的物体和外部景观进行互动,而坡上的房子把大部分空间放在地下,本身已经景观化了,路径也就变得至关重要。

图16 叠翠山庄西侧外观

图16 叠翠山庄西侧外观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17 叠翠山庄总平面图

图17 叠翠山庄总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18 叠翠山庄主入口远景

图18 叠翠山庄主入口远景
来源:《建筑师》杂志

张斌:叠翠山庄与整个人工山丘交融在一起,建筑消失掉了一大部分。(图16)作为大型餐饮空间有很多辅助部分,再加上整个公园的主变电所,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山丘里。而用餐空间在底层直接或间接面湖,还有二层的两个楼阁作为包房。设计最关键的是对场地的梳理。我们通过两侧建筑和地形的错位布置在中间形成一条纵向穿越场地的路径。(图17)另外从湖面方向引入一条荷花池上的栈道到达半开放的入口门厅(图18),也可在入口一侧拾级上山横向穿越场地,绕过后山,与前面那条路径相接。路径的组织是希望在这个比较大的场地上,人们在使用时能够感受到场地的起伏、和水的远近高低的关系。显然这三个房子都有公共性的考虑,探香阁和叠翠山庄对公共路径的体现更多一些,而憩荫轩的屋顶是它所贡献的公共空间。在公园当中做房子,我认为公共性还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公共动线上,无论建筑大小,都应该有公共路径的可能。

图19 叠翠山庄细节——山顶楼阁

图19 叠翠山庄细节——山顶楼阁
来源:《建筑师》杂志

冯路:在坡顶有两个悬浮的体量用金属网包起来,从地景中很强烈地脱离出来。是因为不想把房子完全消隐,而想要体现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张力吗?(图19)

张斌: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个人不太接受一个纯地形化的建筑,我觉得那样的建筑必须放弃很多内部的品质,而同时又很难说是完全顺应了地形。另外我们常常探讨外部约束和内部诉求的平衡,我们认为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但倾向于把建筑融入地形与建筑锚固在地形上同时考虑,并置在一起。当然这可能是矛盾的,会呈现某种张力。如果这个房子没有这两个楼阁,没有比较开放视野的空间,这个房子可能就没有一个比较舒展的地方。

冯路:以我的观察,前面说到的公共路径还是很有可能被实现的。因为它不像有些建筑概念喜欢鼓吹一种貌似理想的公共性,然而一旦进入实用层面就会被立刻瓦解掉。而这三个建筑的公共性比较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有一点抵抗的意图。你在一个开放性的公园里造的餐厅可以说是公共空间私人化、商品化的过程,似乎有点矛盾性在里面,而建筑潜在的公共性可以让这个张力一直存在着。谈到公共性或者抵抗建筑学,或者是对当下消费系统的抗争,前段时间国内流行过完全从形式出发的策略。比如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流行过民族主义的大屋顶,也流行过欧陆风。这些都是符号主义的,是对“历史”或“异乡”的符号消费。有些建筑师企图保持批判性,他们抗争的手段是现代主义初期的那种干净纯粹的形式,或者非常强调材料的物性,以此来建构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但到了最后,这种方式是失效的。虽然似乎在建筑学上呈现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形式美学,但在消费主义的系统里,很快就变成另外一种商业符号。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意味着抵抗的失效。远香湖这几个房子的公共性似乎对应了另一种路线,它不是形式美学上的抵抗,而在于空间实践,在于人的主体性和行动。但它也有潜在的不安定性,例如坡上的房子,一旦餐厅的管理者认为公园游客过多的使用穿越建筑的公共路径而危害到了经营,他可能会用比较粗暴的方式禁止通行。这对建筑师来说很难控制,因为建筑一旦进入现实使用,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会追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力逻辑。尽管如此,空间实践提供了一种与形式美学不同的路径,这很重要。除此之外,我注意到还有一种建筑学内部的抵抗。前面提到当功能不确定时,有一种常见的准则是设立一个大空间通过自由分割而获得空间使用的可变性,但你们拒绝这种方式,转而提出一种固定空间在使用上的潜在可能性。但你是否同意这种对常规模式的抵抗来自建筑师自身,而不是来自外部,因为外部环境是未知的。

张斌:我不认为这完全是建筑师个人的追求,而是平衡的结果。这关系到在当下的中国,建筑师到底应该怎么做设计。现实是,无论为谁做,无论是公共项目还是商业开发项目,90%的情况下建筑师都无法接触到最终用户。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理想状况是建筑师要与使用者合作,设计适宜的空间环境和使用方式,让他们接受或者得到启发,这是一个互相启发的过程。我认为所谓的“好建筑”,永远不是建筑师单向追求的结果。如果一个建筑完全是建筑师说了算,不论结果如何精良,空间如何有感染力,它也是假的,它无法在社会层面上被人理解和使用。只有和用户合作才有可能出现好建筑,但中国的项目绝大多数不可能有这种条件。建筑师因此可能会有点倾向于消极或逍遥的状态,回过头来追求形式,因为形式是你面对这种不确定的现实时唯一可靠的工具。问题就是用这种方式做出来的东西再“好”,一进入实际的空间运作层面就会受到粗暴的对待。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建筑师一开始就一定要有一个清晰、平衡、谨慎的追求,我永远不会寄希望于去做一个一切由我说了算的设计。另一方面,我更多地会依靠我自己对事物的经验性判断。就是在功能和用户不定的前提下,设想普通的使用者和经营者的需求。比如说叠翠山庄最封闭和最开放是什么状态。可能这两种极端状态都不行,太开放的在使用时一定会被封闭而最后变成一个私人庄园;完全封闭的所谓通用大空间,房子放那就是个障碍,跟场地无法融合。所以我们想要达到平衡,就需要对使用状态做出设想,我总是希望用我的判断去影响一下业主,为未来留下某种可能性。如你刚才所说,用形式、材料去做抵抗是无效的,它无法和社会形成交集。我永远不会为了某种形式或者材料、结构的需要,去做一个一旦进入社会环节一定会被瓦解掉的工作。这些可能是在这种项目中我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冯: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建筑和景观的关系。在远香湖的几个设计中,建筑和景观之间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让我想起中国传统的园林。在园林中,建筑物既非自身消隐,也不与景观对立。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张力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你们的练塘镇政府和文信园这两个项目,似乎有些类似园林和院落的空间关系。这与远香湖项目的类型显然不同,但它们的内在是否有共同的逻辑呢?

图20 练塘镇政府一层平面

图20 练塘镇政府一层平面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21 练塘镇政府行政栋前庭

图21 练塘镇政府行政栋前庭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22 练塘镇政府行政栋楼梯

图22 练塘镇政府行政栋楼梯
来源:《建筑师》杂志

张:练塘项目是我们工作当中蛮关键的一个节点,是我们在同济校外第一个造出来的项目,挣扎了四年多。与其说园林,不如叫连院,因为它是一种秩序感比较强的大小空间的排布。我们选择以庭院来组织空间,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大广场加纪念性的老套路,让房子水平向延展,更好地利用场地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庭院模式中看到日常使用中具有不同开放度的部分各安其位,公共区域和社区服务部分有获得开放性的机会;再一方面当地人对于房子的通风、采光、户内外的互动等具有地方习惯的使用状态所带来的舒适性会有认同感。(图20、图21、图22)

冯:这房子从外面看上去尺度还是比较大的。

图23 文信园十院书屋一层平面图

图23 文信园十院书屋一层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24 十院书屋之五号庭院

图24 十院书屋之五号庭院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25 四号庭院看五号庭院

图25 四号庭院看五号庭院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26 二号楼二层室外平台

图26 二号楼二层室外平台
来源:《建筑师》杂志

张:文信园的十院书屋有可能和园林有点关系,它是片段化的、非整体的。之所以如此,来自于对项目特性的理解。十院书屋的定位就是一个提供给中型文化企业的办公建筑。我们是用一种传统的宅园模式与当代化的办公空间相结合的方式去回应这种需求的。比较好玩的一点是,它是一种用“布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设计,我们所要操控的只是布局方式,而建筑的形象、形态、空间结构关系都比较松散,关键就在于院子的(边界)尺度、院和院之间的关系和院的类型的控制。有两种类型的院子,一种以实体建筑为主,有点像所谓的“宅院”;还有一种是以庭院空间为主,可以称它为“园院”。(图23、图24、图25、图26)

图27 练塘镇政府轴测图

图27 练塘镇政府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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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文信园十院书屋轴测图

图28 文信园十院书屋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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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这两个房子,空间模式上类似,都有内部庭院,但区别却也明显。我发现练塘政府首先因为对外在形象有要求,所以从外观看,有比较清晰的建筑形式感,包括尺度和材料的运用等等。内部的庭院更像从建筑体量中挖出的负空间。(图27)而文信园,从外部看没有所谓的形象,就是一圈院墙,更偏向我们传统的院宅的方式。它不是从一个体量中挖出空间。首先它有个围墙,这是一个系统,定义了一种外和内;随后围墙内的房子建立了第二个系统,在围墙之内再建立了每个空间的内外关系。这样两种内外系统混合在一起带来一种空间的丰富和复杂。(图28)所以文信园更偏向园林,呈现空间的片断化,而建筑物本身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形象。

张:或者我们的诉求也比较少,我们没有去追求房子外在的物体性。

冯:显然这和使用的要求有关。练塘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它有形式诉求,而文信园不论是作为办公还是半居住,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相比之下,对于后者,可能内向性的内容更重要一些。你前面提到一个词“布局”,它和我们常说的空间结构有区别吗?

张:有点区别。这个词有双义。从中文的语境,中国的传统来说,有一个位置经营的讲法,无论从诗词、音乐、山水画、直到园林,本质上都是一种位置经营。这样来处理前后、左右、上下、时间、空间上的关系。从西方的语境里,也有词可以对应,就是Distribution,这个词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上就有。它指一种“分配”,即一个整体怎么去做分配和配置。在巴黎美院的Beaux-Arts体系里,这个词偏向结构化的组织方式。可以看到在传统西方建筑学语境中, Distribution还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分解到组装的过程。而位置经营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上不是一个整体结构,它探寻互相关系,整体并不来自于局部的拼装。在练塘项目里,更多的是局部—整体关系的布局,而在十院书屋里,更倾向于强调相互关系、非整体的方式。

冯:位置经营和分配之间的区别,挺有意思。在维特鲁威时代,建筑师和工匠是一致的,“分配”包含着对功能主义式的效率的追求。分配以最优化利用为目的,分配的对象是物体 。中国传统讲究的“位置经营”,比如园林、山水画等等,反而有时候是为了让出一些空隙,让出一些反实用的空白之处。因为只有身处空隙,你才能获得某种自由。这会反映到空间形式上面。这让我想到一点有趣的事,以超出形式的方式去理解建筑,它会给建筑学带来不一样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模式的困难之处在于它超出了通常的从形式和图像层面判断的方式。图像化传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很容易操作和理解,但问题在于你很容易肤浅地停留在那个层面。而一旦不依托形式层面却会产生形式是否重要的疑问,对于建筑学来说形式是一种基本的工具,一旦它不那么重要了,是不是会带来一种危险性。

张: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我自己这几年的思考很多与这个层面有关系,从同济C楼开始,就始终在涉及这个问题。建筑师开展工作离不开形式,这个形式是整体性的,你要把空间、结构、构造、材料,流线等所有的关系全部解决。我一直追求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达到一种有穿透力的方式。屈米强调建筑的三个 C(Concept, Context, Content),实际上触及到了当代建筑学非常关键的东西,一个是场地环境,一个是PROGRAM,即使用状态的、社会的关系,建筑师如何在这两者中得出一个可以操作的东西。这个方法深深地扎在我的基础里。但我还想知道的是,当这样做了之后,所做出来的空间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它能回应什么问题? 我理解空间不是从艺术性的角度,而更多的是从人的使用状态、活动状态、存在状态相关的议题。因为建筑师设计的房子一旦存在,就是要人去和这个房子发生关系,但如果你这个房子是压迫人的,这个过程非常残酷。这样压迫性的空间不是我想去做的。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启发他,但是他可以忘记我,不关心我,这时候我不能妨碍他。这当中的分寸感的掌握,是我们这几年在一种最终状态上想追求的。这样去想的话,形式确实是要消退的,形式不能跑到前面来。如果我们要探讨建筑学的自由的话,它应该来自于使用者的自由。如果与使用者能达成一种自由,那么这才是自由的建筑学,而不是创造形式的建筑学的自由。这是我自己这几年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并且非常明显地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影响。从最早的C楼和中法中心开始,形式和空间自由度的并置是想追求空间的启发性和它对自由状态的引领。它有功能空间的明确限定,也有公共空间的模糊,这种叠加产生了整体空间中暗含的自由度。

冯:说到使用者对于建筑师意图的理解,对形式意图的理解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形式可以符号化,但是对空间意图的理解更难,因为它是抽象的。另外,空间实际上就是人的体验和使用,所以空间意图就意味着对人这一主体的引导甚至规范。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建了大量的集合式社会住宅,构想了一种推动邻里交往共享空间的理想化社会空间模型,但最后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这很显然,一旦想强制性地规范人的行为,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从这个方面出发,建筑师为使用者提供的应该是一种可选性,而不是强迫性,或者说,能否让使用者自身获得一种主体性。这或许是为什么,在当代建筑学话语中,可能性(possibility)和潜能(potential)这样的词经常被提到。但到底如何做,才能达到相对理想的“自由”呢?这非常微妙,稍过一点,就是另外一种专制;后退一些,可能性又会比较虚无。再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建筑形式与空间二者的关系是建筑学长久以来一直探讨的问题。对于建筑师来说,必须操作形式,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如果形式非常抽象化时,空间性会比较凸现,例如密斯的巴塞罗那馆和柏林国家美术馆。有趣之处在于,这时候往往需要非抽象的内容来建立张力。巴塞罗那馆是那些表皮材料迷人的物性,柏林美术馆是内部丰富的展览布置。在这种抽象和非抽象的张力之间,人在其中可以获得一种“之间”的自由。而如果只有极端的抽象性,空间会变成一种强制。很有意思的是,这其实就指向了一种模糊性和复杂性。你们设计的房子不太追求那种抽象性,这是否与你们所关注的“specificity”概念有关。我知道你们曾经在《时代建筑》上写过一篇相关文章,“specificity”在文章里翻译成“具体性”。而这个词在我看来,更偏向“特定性”。你们翻译成“具体性”有什么考虑?

张:这个词有“具体性”和“特殊性”两层意思,与它相对的另一端是“普适性”、“通属性”(Generality),而不是“抽象”(Abstract)。但可以从抽象性谈起,抽象所对应的另一面应该是“Concrete”。我认为建筑学一直都是抽象的。建筑设计和产品设计不一样,产品设计是可以1:1进行,然后1:1批量生产。建筑在设计过程中是不可能1:1进行的,不可能用一个1:1的原型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再去建造。建筑师永远离不开把抽象思维作为工具,但这并不一定导致所谓形式的抽象性。

冯:图纸和模型都是一种抽象的方式。

张:我之所以对“Specificity”有兴趣,跟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些想法有关。现代主义以来,我们所接受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一种抽象化的形式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这样,很多时候就会把建筑问题变成一种抽象形式的思考,它往往会和具体的物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相脱离,可以放在任何地方重复使用。而我比较认同的是把项目的特殊性与项目的操作路径结合起来,并不以特定形式为追求。我把它理解为建筑操作之中所必须依托的手段,就是要去结合场地条件、以及各种资源情况去找到答案。面对的环境不同、人群不同、条件不同,这就会让我们去关心所谓的“Specificity”,即项目具体的特殊性。

图29 同济C楼南立面

图29 同济C楼南立面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30 同济C楼北立面

图30 同济C楼北立面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31 同济中法中心东侧外面

图31 同济中法中心东侧外面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32 同济中法中心东南侧外观

图32 同济中法中心东南侧外观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33 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一层平面图

图33 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一层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冯:抽象性有两种视角。有一条线索来自于现代艺术,对立面是具像性。现代艺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抽象性。欧洲古典绘画和雕塑常常突出对某个场景或描绘对象的具像化再现。艺术家自动地被赋予了某种权力,他告诉你画或雕刻的是什么,观众只能跟随并认同艺术家的描述内容。而现代艺术的抽象性,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艺术家有自己的表达内容,但观众既可以选择跟随,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获得认知。抽象的结果,让观众获得了自由的机会。而如果说到建筑学的抽象性,则有另外的内容。首先建筑设计是抽象的,它预设的结果和最终建成的房子并不一定一致。建筑师通过建筑学自身的专业语言,设计工具和表达方式来完成设计作品,一种预设的建筑,或者说一种抽象模型。在设计和建成的转换过程中,通常建筑师是以设计的完美实现作为终极目标。但现实中会有很多限制,抽象模型与现实条件肯定会存在冲突。一种态度是不管不顾,碰得巧才能实现;另一种情况就是建筑师把现实条件视作必须要与之对话的内容,重点就是如何体现抽象模型和外部力量之间的张力,并且是把张力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内容,而不只是妥协。其次是建筑物本身的抽象性,尤其是现代建筑建立在“空间”概念之上的抽象性。建筑的抽象性很多时候来自于建筑师对于理想抽象模型乃至抽象世界的追求。这种抽象性与现代艺术不同之处在于,观众和艺术品的关系是平行的分离的,所以观众可以获得自由;而观众在建筑中是被包含的合一的,所以有时候也可能带来一种新的专制。这也正是六、七十年代文丘里等人对现代建筑的批判,他们申明了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问题在于很快回到了形式符号。如果就建筑师的抽象模型和外部力量之间的张力而言,就你们的具体性策略而言,“复杂性”也许会是一个关键词。在你们的项目之中,我发现似乎都存在某种复杂性内容。在远香湖的项目中,林中和水边的房子采用单元变异和组合的方式获得复杂结构,而其动因来自于对外部景观的反应。像练塘镇政府和文信园这两个项目,呈现的是院宅模型内部的复杂空间组织。回到同济C楼和中法中心,又不一样。它们相对而言,都有一个比较规整的平面,却同时也都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外观形式,前者主要体现在表皮上,后者主要在形体上。(图29、图30)尤其是中法中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形式单元,但平面的组织方式非常接近。是否你们对“具体性”的诉求必然会带来建筑的某种“复杂性”? (图31、图32、图33)

图34 同济中法中心屋顶水池节点细节

图34 同济中法中心屋顶水池节点细节
来源:《建筑师》杂志

张:回头来看,我们确实没有盖过所谓形式意义上特别干脆纯净的房子。但是在很多项目之中,设计的起点又往往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简单的想法,当很多外部因素介入的时候,最后往往会呈现出一个相对复杂的内在状况。但我们并不追求外观、材料、构造上的复杂。C楼当时比较关注构造、材料等问题。虽然它的材料感很强,但并不是为了表达材料而表达,而完全是把它作为一个对空间的呈现方式来做的。从中法中心开始,我们更多的是不以构造和材料的表达为建筑诉求了。最好的状况是不要有节点,节点所呈现的状态越简单越好。(图34)

冯:你们压抑节点是为了弱化形式么?

张:压抑节点当然与弱化形式有关。材料、构造、节点特别有表现力的房子肯定会牺牲掉很多东西,它会弱化掉建筑师对其他层面的思考。我们不以呈现形式的纯粹性为目标,并不抗拒各种矛盾以及并置的存在。它可能会呈现出某种“复杂性”,这是为了消解掉空间对于人的单向度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你说的,平面上简单的结构关系与空间组合方式上的复杂,如果把构造,结构,材料,氛围等其他因素都加进来之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关系,这也跟我们的工作方式有关系。我们的设计思考基本都是在平面上展开的,我会依托于平面的关系来解决所有的诉求,思考的基点都在平面上。

图35 同济C楼一层平面图

图35 同济C楼一层平面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36 同济C楼轴测图

图36 同济C楼轴测图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37 同济C楼室内主楼梯

图37 同济C楼室内主楼梯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38 同济C楼三层中庭

图38 同济C楼三层中庭
来源:《建筑师》杂志

冯:平面是基础,被首先用来解决使用功能。同济C楼是学校建筑,功能性比较强而且很明确很清晰。因为它的使用方式有固定模式,作为建筑师你必须遵从。正因如此,你们在功能房间之外增加了一套公共空间系统,而这种空间的复杂性和张力,最终通过外观和表皮而放大表现出来。(图35、图36、图37、图38)在功能比较固化的时候,在外观上呈现复杂性似乎更为简便。中法中心也有点类似。而当建筑的功能模式不那么固化时,可以更多地转向空间本身的复杂,就像文信园。练塘镇政府则是因为功能本身的复杂性,因而复杂关系反而提供了“之间”的余地。远香湖的房子更特殊,使用需求不明确,这个时候建筑师可以提出和通常不一样的模式。

张:从C楼和中法中心这两个项目当中所发展的一种诉求,变成了我们后来在所有项目中必然关注的问题,即所有的思考都必须是基于外部条件结合内部使用状态的一种判断。希望在对项目的具体特殊性的思考之后,把所有的事情都整合到一起来思考。我们希望整个系统化的解决能够让各个部分都有一种张力。

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性”策略,实际上就是建筑师对外部条件和力量的反应,而具体的外力是不同的。在同济C楼和中法中心,基地周围称城市和建筑环境的影响可能特别重要,建筑固定化的功能空间模型和丰富变化的外观形式之间的冲突很明显。到了练塘镇政府,面对郊区半自然的环境,外力更多地来自业主使用和形象需求,建筑在整体和分离之间挣扎。再到功能模糊的文信园,在较封闭的人造微环境里,外力已经开始虚化,我们看到庭院空间自生的复杂性。而到远香湖项目,场地的再造自然环境与建筑同步生成,使用需求更加含糊。一方面,建筑师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但另一方面,也面临一种危险。没有了现实的约束,作为“具体性”策略起点的具体内容都是预设的。因此无论在建筑设计与建造上,还是在未来的使用方式上,都必然隐藏着不确定和“不具体”。而远香湖这类带一点虚构性的现实项目其实是当下中国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现象。无论周围环境,还是使用需求,都是不确定的。在这个情况下,“具体性”策略是否会有一种“危险性”?

图39 朱家角菜场沿街照片

图39 朱家角菜场沿街照片
来源:《建筑师》杂志

图40 朱家角菜场室内施工现场

图40 朱家角菜场室内施工现场
来源:《建筑师》杂志

张:其实最踏实的项目都是有现实约束的项目。像我们在朱家角做的那个菜场,(图39、图40)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场地关系,这个关系就会对你有非常强烈的暗示,让你去回应它。另外一种项目就是要求比较宽泛,像远香湖这样的项目。这种项目中,思考的有效性是存疑的,无非就是两害当中取其轻罢了。还有一种就是我说的处在变异过程中的环境,像我们的练塘项目,最开始时周围还是一片农田,但是这几年下来周围建起了各种房子。这个时候,建筑师对项目的判断还是一个可能性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思考是这块场地提供的可能性对周边的影响,如何让它在环境中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对于具体性是否有效性来说,我们一直都是通过强化具体项目的特性去回应周围的情况,通过对于项目的某种特性的把握,让这个场地更合理,更有潜力,更有某种召唤力。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倾向于让场地的活力更加突出,场地的活力以及与内部的关系的呈现状态会对建筑产生什么样的要求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更多的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回应你说的抽象性、具体性的问题。

冯:我在南京大学带设计课,教学中也会关注一些建筑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建筑和基地的关系。设计教学都会选定一个现实具体的基地,要处理的就是建筑如何精确地应对场地环境。但我时常有一点疑惑,我们在学校按照传统的方式训练学生理解建筑和场地的微妙关系,但是中国现实的情况常常超出传统模式。例如,我们在设计实践中经常面对被抹平的基地,像那种城市新开发区,抹去了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场地特性,除了新修的特别宽阔的道路之外,就只有平坦的空白之地。而随着新区建设的进行,基地自己在重新生长。怎么面对这种情况,在我们从西方学到的常规建筑理论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一方面这类新区开发是很粗野和粗暴的,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既成事实而言,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当代的中国式能量。我们总是在思考中国建筑学的出路在哪里,其实中国当下的诸多特定现实本身就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对象。在这里,常规建筑学一些固定的思考方式将被极大挑战。但是很遗憾,这些似乎基本上不被关注。另外,当下中国建筑还有一种普遍状况,就是当我们做设计时,基本上不直接面对使用者,甚至不知道建筑最终要作什么用,预设的使用功能是否真的会实现。而房子一旦建成,建筑师的使命也就终结了,但“设计”是否能实现,是一件未知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1952年创作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在看远香湖房子的时候,我突然有种感觉,中国的建筑学就像在等待戈多。这个戈多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来,来了之后能带来什么?这都是未知的,只能继续等待。

张:和传统建筑学对应的欧洲城市有一种连续性。而亚洲城市,例如台北、香港、东京,都没有清晰的城市连续性,它们是一种急剧异化的城市。这种城市环境特点在中国其实会更强化。在中国,集合式的、大地块的土地运作模式控制了整个城市关系。我们的项目基本都在诸如工人新村、郊区新城、周边小城镇之类的地方,形式的有效性很难判断。我可能倾向于一种综合的方式,把某些更关键的东西凸现出来。去年王方戟和我在同济实验班的教学中选择了一个一直变化的工人新村中的场地,我们先让学生在设计之前先对社会和城市内容作了调研,然后让学生提出一些城市微更新的策略。在此之后才抛给他们设计题目。我发现这样下来学生会更主动地去关心设计出来的空间是干嘛的,是为谁做的。这种训练方式可以让他们关心不同的、更具体的东西。我们在中国做设计常常很简单,你不用跟社群协商,只要有个想法,可能就能做成,这时候创作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此外,在中国现在这种粗放的环境当中,建筑师作为高端定制的、不可重复的作品形式的创造者的角色,所能适应的道路可能比较窄。当技术发展使得1:1的虚拟建造成为现实的时候,当建筑的专制性被瓦解,出现大众参与的生产方式,建筑师变成大众定制的提供者或者整个产业链的组织者的时候,做建筑会跟做产品有点类似,它可能会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调试需求,可以适应小批量的定制。但这个系统不会使用抽象工具,因为用户永远无法用抽象工具来思考,它可能会依托新的技术去推进。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整个建筑学的思考会被改变,我们这代人也许就能够看到这个变化。那么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转型会很痛苦,也许建筑师最后还是投入社会组织、投入社区服务会更有意义。这可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社区建筑师”,而会更多地依托于与社会的合作。这跟你等待戈多的提法相契合。

冯:戈多来不来,我们总是在猜测或期待,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改变和调整姿态。这个戈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未来的自己。

(感谢张雅楠、孙嘉秋、徐杨对于录音初稿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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