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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童寯:融贯中西,通贯古今(下篇)
童寯,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他设计的作品凝重大方,富有特色和创新精神。数十年不间断地进行东西方近现代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对继承和发扬我国建筑文化和借鉴西方建筑理论和技术有重大贡献。他是位建筑界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大师。早在30年代初,进行江南古典园林研究,是我国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来源:互联网
老年童寯

童寯的做人文章

每个人一生需要扮演各种角色,童寯作为建筑师、作为学者的角色是非常出色的,其他角色的担任,童寯也是尽心尽职。

作为儿子

童寯兄弟三人,作为长子,他孝顺尽职,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对继母,都是一方赤子之心。虽然童寯从来没有见过继母,但他一直和其弟兄轮流赡养,每次北京的儿子回宁探亲,他总让儿子带上给继母的生活费,并嘱咐在北京的两个儿子逢年过节一定要去请安。[①]

作为丈夫

童寯20岁结婚,新娘是他的父亲挑选的。夫妻两人是婚后才开始恋爱相知的,由于童寯长期在外求学工作,他们结婚36年,离别和团聚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但夫妻感情一直很好。童寯在美国时,寄妻子以照片,后面写着李商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抗日战争期间,童寯在西南8年,1946年才随中央大学迁入南京,许多人返回南京、上海时都带着“抗战夫人”,童寯却是只身一人回到家里。1949年梁思成来信盛邀童寯北上,他选择了留在南京,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作为一个丈夫,对于长期分居的歉意,不忍再让妻子为搬家劳累。1956年,妻子去世后,有人劝他再找伴侣,但他始终独身一人,妻子的遗物一直原样保存着。

作为父亲与祖父

童寯有三个儿子,童诗白、童林夙[②]和童林弼[③],其中,他与二儿子童林夙相处的时间最长。

童诗白眼中的父亲

“父亲对我管教是很严的,在他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表扬我的话,却经常由于粗心大意、治学不严而受到谴责……他经常批评我学习不刻苦,做事粗心大意,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听到表扬我们的话,如果他说一声‘嗯’,就表示我们干得不错了。他生气时,只是说你不要再念书啦,去当一个懒汉叫花子去吧,但从不给我体罚。”[④]

童林夙眼中的父亲[⑤]

 撒尿照片

父亲对我十分偏爱,有一次杨廷宝伯伯到我家,父亲正在画板上作建筑设计图,父亲见杨伯伯来十分高兴,二人交谈甚欢。我这时爬到桌上玩耍,不知不觉撒了一泡尿在桌上,正好被父亲和杨伯伯看到了,他们二人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哈哈大笑,使我十分尴尬不知所措,而这时父亲拿出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照。

“不去就不去,我来教你”

我小学一年级就读的学校是教会办的,校长是法国人,规定从入学起必须学法语,我却不愿意学法语,有一次要上课了我还赖在家里不肯去,母亲拿我没办法,这时父亲来了,见此情况就说不去就不去,我来教你。于是拿起课本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教我学法语,他非常耐心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发音,并且鼓励我,我突然记住了很多字。父亲高兴地笑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从此,我就比较自觉地去上学了。

“你抽烟了吗?出去!”

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放寒假回家,火车从北京到南京要20多个小时。我坐硬座,车厢内空气污浊,烟味甚浓。到家后见到父母大家自然很高兴,可是父亲突然眉头一皱说“你抽烟了吗?出去!”因为我在中学时父亲曾问我抽不抽烟,我说绝不抽烟,父亲非常高兴并和我握了握手作为信誓。所以这次我一回家父亲闻到我身上有烟味就认为我抽了烟而大怒,把我赶出去。我满肚子委屈,只好出去。母亲跟了出来问明原因和父亲说了也不管用。父亲三四天不和我说话。就在这时,有一天父亲从学校开会回来,母亲突然对他喊道:你怎么抽烟了?因为他浑身上下都是烟味。父亲马上明白了,哈哈大笑解释一通,向我道歉又和我握了握手,这场误会也就消失了。

“你迟到了,我今天没时间了”

还有一次父亲到北京出差,约我中午12点到中山公园见面吃饭。我那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住在郊区,到中山公园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我感到中山公园迟到了10分钟,只见父亲已站在那里。父亲见到我冷冷地说:你迟到了,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你再来吧,但要准时。他给我点钱让我自己吃饭回校,然后转身走了。我有如泼了一盆冷水,呆呆地站在那里。第二天,我一下课就冲出去,连走带跑地赶到中山公园,这次提前了10分钟。父亲又已站在那里,他见我提前如约赶到,满面笑容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吃饭时他对我讲遵守时间的道理。从此以后,除了特殊情况,我与别人相约或开会,总是提前或准时到场,因为那次约会给我的教育太深了。

背书

他能非常流畅地背诵唐宋诗词和外国诗100多首,他曾经要我和他一样背诵,我实在背不出来,父亲勉强答应我暂时不背,可是他要我阅读莎士比亚戏剧集,我一口气将12本全读完了,但父亲却不放过,他问我喜欢哪一部剧本,看后有哪些收获等等。当我答不出来时,他就详细告诉我。在一段时间里,他要求我用英语背其中的精彩句子,一见到我就要我背,甚至在我上厕所时仍不放过,要我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剧本中的片断。我背不出来,他就接着背,然后再要我背。

童林弼眼中的父亲

“父亲一生俭朴,从不奢侈浪费,一双皮鞋,一穿就是几十年,也舍不得换一双。内衣多有补丁,记得有一次他拿了一件我母亲生前穿的棉衣裤,要我爱人改一下给他穿。至于夏天穿的背心已是多出破洞,无法织补,要给他买件新的,他幽默地说:不必了,穿破衣服凉快。……父亲给我写的信,从不用新的信封和信纸,而是用使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写,信纸是用作废的讲义反面写的。在他看来,家信用新纸写,简直是一种浪费。……在我上中学时,父亲买来理发推子和剪子,要我母亲给他理发,同时也给我们兄弟俩理。从此我们家的人就不再去理发店了。我结婚后,父亲把推子和剪子给我,对我说:你拿去,自己理发。” [⑥]

童文眼中的祖父

童文与晚年的童寯朝夕相处,在这个孙子眼中,他的祖父外表沉重,个性严肃,很少微笑,即使开玩笑也绷着严肃的表情。但童文很是怀念和祖父一起学习的日子:“祖父和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每晚十点到十点半睡觉前,读古书半小时,方法很特别,由我朗读一到二节段落,然后祖父讲解。学《老子》时,祖父解释‘道’与‘器’,‘软件’与‘硬件’的关系,‘爱因斯坦的思维空间’和‘西尔伯特的无穷维空间’。学《庄子》时,谈萨特的‘存在’及康德的‘纯理论’,他特别为我讲解《庖丁解牛》的寓意,是建筑师和工程师应达到的境界。”[⑦]

童明眼中的祖父[⑧]

祖孙间的交流

最早的印象应当是牵着他的手,跟随他沿着南京绿树浓荫的太平路,两岸夹樱的青溪河畔,步行去南京工学院的幼儿园。一路上他总是带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容,心事重重地走着。为了打破这种沉默状态,我总是想法针对途中所见所闻提出各种好奇问题。祖父是一本万用字典,大到路边的树木,小到地上爬行的昆虫,他都能一一回答出来。祖孙之间的这种问题交流经常一直持续到我走进幼儿园。

生活规律

祖父的生活规律而又严谨,如同钟表一样毫不出错。他晚年的唯一嗜好是收集机械手表,并每日三次校时。他的十只瑞士表,在任何时辰都保持在五秒误差之内。每天他是全家最早起床的人,在晨曦中,独自默默地吃完早饭,便开始一天的日程。只要天气许可,上午总是在建筑系的资料室里度过的,中午稍事休息后,就在客厅的躺椅上看书、做笔记。傍晚时喜欢独自一人在小院中散步,不论寒暑,每日冷水浴。然后在收音机的广播声中入睡。

家中风景

祖父酷爱养猫,经常以“虎崽”相称。祖父在看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让猫咪坐在他的腿上。老沉的猫咪和专注的祖父是我们家当时最有趣的风景。

祖父的面容如同他的生活一般刻板,不苟言笑,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总是给人一种无比威严的感觉。当他在家中客厅看书的时候,其他人走路也都有点蹑手蹑脚,生怕打扰了他,整个房间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卓别林电影

祖父的性格内向、持重,但也不乏幽默感。在建筑系的会议上,他常常会冷不丁地说些笑话,调节大家的气氛。他也会在某一天的傍晚,趁家中无人的时候,拉着我到新街口的延安剧场去看卓别林的电影,在一闪一烁的影光中,他也会像一个孩子一样跟着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童寯对子女要求严格,除了英语外,还要求他们必须懂音乐并掌握一种乐器:童诗白学的是小提琴,童林夙和童林弼学的是钢琴。每当他们练习时童寯就放下手头上的活,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然而,他对子女的发展方向却不加任何干涉,童林弼曾回忆:“记得我考大学填志愿,征求他的意见,他没说什么,只说:你喜欢什么专业就填什么。”他的三个儿子都先后从事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专业,就连与晚年的他朝夕相处的孙子童文,在报考大学时,也未能如他所愿选择建筑学专业,而加入了父辈的行列,对此他也一直没有异议。

作为朋友

人品若山的童寯,学富五车,做他的朋友当然要与之相配,回头看看童寯的几位至交都是各界领军人物:杨廷宝、刘敦桢、赵深、张钰哲[⑨]。

童老和杨老、刘老

1949年,童寯收到梁思成的邀请北上的来信,也收到了刘敦桢的聘任书,后来,童寯接受了刘老的邀请,留在了南京。学界曾对童寯没有北上的原因作过推测,三老之间的友情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以来,杨廷宝、刘敦桢与童寯亲密合作,群策群力,为东南大学建筑系办成国内一流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三人同为国内外建筑界学术权威,但没有门户之见,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尊重,互助互让。台湾文化大学建筑系主任林建业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们之间,不论公私都能合作无间,使建筑系(指沙坪坝中大)充满祥和之气。20世纪50年代,杨廷宝、刘敦桢先生都被评聘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一级教授,童寯既不羡慕,也不嫉妒,仍然以凝重而平和的治学态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童老和杨老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当初童寯选择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也是受杨廷宝的影响。归国后,他们虽各为其主(杨老在基泰,童老在华盖),但关系极为融洽,童寯在悼念杨廷宝一文——《一代哲人今已矣,更于何处觅知音》中这样写到:“杨因为业务关系常住上海,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上海建筑师熟人很多,但我和他作为两个北方人过从最密,我们两人几乎每星期天见面,经常同游上海附近城镇,浏览古迹名胜,数次到甪直保圣寺看唐塑或游南翔古猗园。游了整天同回沪到我家吃晚饭,那段时期,他是我家常客,有时他也下厨房,用面条加鸡蛋煮成汤面,如此者不止一次,荆妻戏称这为“杨廷宝面”。晚饭后闲谈,我有时拿出买到的画册和旧书共同欣赏,荆妻说我又献宝了。那时每星期日都是快乐的日子。抗战时期,杨和我先后都到重庆,也时常见面,又在兼管建筑事务所以外,先后同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建筑系教课。抗战胜利后他一度是系主任。这样我们两人开始同时同地工作,直到他逝世为止。”

1980年,日本小学馆出版社要出版日本版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因为杨老曾连任两届国际建协副主席,在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日方提出要杨老写序,杨老说:我对中国园林的研究远不如童老,应该由童老来写。后日方代表坚持要杨老署名,若请童老写,杨老署名,实在说不出口,若两人共同署名,谁先谁后,也难办,最后杨老说:“不必担心,这事由我来办。”最后由他们二人签名,杨老在前,童老在后。

1982年,童老患膀胱癌,杨老十分焦急。在童老动大手术后半月,杨老突然病倒住院,童老身边有子女伺候,杨老子女不在南京。当童老得知杨老住院卧床不起后,到了晚上,他让儿子去伺候,他说:“我这里晚上不需要人,你去伺候杨伯伯吧。” 当童老能下床走动时,不顾旁人劝阻,立即前往探视杨老。二老的手,紧握良久不放。后来,童老要去北京治病,临行前,去医院看杨老,见面后长时间的握手,相互话别,互嘱保重。童老在北京治病时,接到南京来信,说杨老不幸去世,据童林夙回忆:“父亲见信后长时间不说话,流着眼泪不时长叹,后来向我要来纸笔在病榻上写了悼文《一代哲人今已矣,更于何处觅知音》,写完后整日无语。”童老说:“作为我的知心朋友,他的下世对我,尤其是进入桑榆晚景的老境,打击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1983年春节,出院后的童老不顾肾虚力弱,冒着风雪,让儿子童林夙踏三轮车载着他,去探视杨廷宝先生夫人陈法清女士和刘敦桢先生夫人陈敬女士,以示对朋友的怀念。

童寯和赵深、陈植

童寯、赵深和陈植,华盖三巨头,赵深为清华1919级,陈植为清华1923级,童寯在清华读书之际已与陈植来往,到美国留学后,两人又为校友,交往甚密。1931年,陈植邀请童寯来上海共组华盖,童寯欣然前往,他们一起经营华盖建筑师事务所风雨20年。

赵深曾将自己的私人图章刻了两个,交童寯代掌一个,在当时商品社会,同事之间因名因利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勾心斗角是不足为奇的。1968年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文革专案组来南京,要童寯写揭发赵深的黑材料,他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我与赵深出身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我们是业务上的合伙人,是相交至深的朋友。他清白廉洁,是正人,是君子。”1977年赵深和童寯最后一次见面,送行时,赵深拥抱童寯说:“老童,答应我,你一定要活到80岁。”[⑩]

老友聚会

据童林夙回忆:“父亲在文革期间最高兴的是老朋友聚会。那时杨廷宝伯伯、张钰哲伯伯等都已靠边,他们经常来我家,父亲也经常去他们家。每逢老友聚会时满屋都是欢笑声。这时父亲出题,大家背诗互相补充。有时父亲拿出字画,他们一起品评,有时看到一幅好画或好字,大家不禁赞叹不已,时而远看,时而近看,互相交流心得。有时看到一些局部的败笔就惋惜不已。那时他们完全入了神,忘记了外面还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呢。”[11]

一群鸿儒,又是一帮至交,谈笑往来,乃人生一大幸事。文革后的十几年,童寯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和张钰哲一起读线装书,每个人可能都无法想象那些下午的美丽和安静。

作为老师

1.幽默的建筑设计课教学[12]

你的作业,自己画吧

在一次行动艺术式教学中,一位机灵的同学在开始渲染天空时,多方巧舌诱求童老用他的作业图“示范”,省力又博好分。不料童老欣然同意,全班一拥而上,咫尺空间,不少人站上桌去。只见童老往小水缸挤进水彩颜料土黄,符合传统渲天程序,以土黄打底,淡淡的,这么多土黄令人稍感意外,疑趣骤起,接着群青,不足为奇,继之大红,全场惊讶,然后翠绿、橙红、青莲……每个人的惊奇、悬念之心给调到高峰,此刻童老掂起笔来,将那缸清水和各色料一搅,竟然乌黑,我们都大吃一惊。突然,童老将笔递给那同学,灿然一笑,道:你的作业,自己画吧。

童先生,这不是形式主义吗

在“百货大楼”的作业过程中,同学某君在楼前树立一对高过大楼的数米的华表式灯柱,童老说比例欠佳,宜加高大,下次上课时,此方案有了一对高大华丽的“灯柱”,某君自己也疑惑起来,问:“童先生,这不是形式主义吗?”“是呀,本来的就是形式主义。”一阵哄堂大笑。

2.“无理”的要求

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和老师,都很佩服童寯,暗地里叫他“活字典”,并戏称他为“老夫子”,但是学生和老师都有点怕他,除了他不苟言笑的沉重外表,更怕的是他那只6B铅笔和他那些“无理”的要求。

童寯对建筑制图要求极严,一旦不合规范,就拿起6B铅笔在正式图纸上直接涂改,为此害苦了不少学生。后来就有同学发明了一种办法,——用半透明又坚韧的大张优质打字纸,满蒙图面,周围密布图钉,童寯性急,两下子揭不下来,就在上层打字纸上改,或笑笑就走了。

童寯对其研究生的要求很高,要求他们每周两次向他汇报文献阅读情况,每周用英文翻译一篇《古文观止》的文章,并念给他听,如果英译不合要求,就会遭到批评,他的弟子因此都很怕他,——当他的弟子方拥[13]在20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怕童先生。” 方拥曾亲见,一名50多岁的教授,因为论文不够严谨,被童寯斥责得痛哭流涕。[14]

童寯的无理要求还体现在三轮车上,早在30年代,童寯就以不坐三轮车闻名,每当全家出去时,妻子和儿子坐车,他就走路。50年代以后,他每天坚持徒步到学校,校方看他辛苦,提出安排汽车接送,被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汽油宝贵,不要浪费在我身上。”后来校方提出为他购置一辆三轮车,童寯更为生气:“我最看不惯别人哈腰卖力气,自己坐在车上!”在校方的坚持下,童寯最后应允,但提出条件:须由自己的儿子——50多岁的电子系教授童林夙蹬车。于是,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就出现了这样的风景: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童教授,吃力地蹬着三轮车,另一童教授坐在车上,一言不发,面色如常。目睹此景的一位校领导不禁叹道:“如此不近人情,实为世间少见。” [15]

童寯的这些不近人情,正是他的个性魅力所在,他不苟全不媚俗,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无论是在其建筑师的生涯中,还是在动荡的文革岁月里,童寯总是谱写着一篇不一样的道德文章。

童寯的道德文章

30年代的憨大

30年代,童寯负责工程较多,一些营造厂老板为了能揽到生意多赚点钱,特别是为了能偷工减料,向建筑师送礼是常事。童寯一律不收,还声明如果下次再送反而对他们更不利。他们试图变换手段,但都被拒绝,经过两年左右的拉锯战,他们只能放弃。由此,童寯成了有名的“憨大”。

据童林夙回忆:“父亲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更不徇私情。记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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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_Xu 等1人赞过
201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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